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极右派”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对象。
那个称《人民日报》为“盛锡福帽庄”的陈新桂，被列入了“极右派”的名单。尤其是吴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揭露了罗隆基曾力荐陈新桂主持民盟北京市委的工作，使陈新桂与罗隆基的密切关系更引人注目。
笔者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采访陈新桂先生时，他说及一九五七年的灾难时，老泪纵横，心境百般痛楚……
陈新桂对笔者说：“一九五七年，八个民主党派中，‘右派’大约九千多人，民盟是最惨的，‘右派分子’竟达四千多，占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一半！民盟中央委员中，五分之二以上，被打成‘右派’！民盟如此之惨，就是因为出了所谓的‘章罗联盟’，诛连了很多很多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其实，大鸣大放是中共号召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鸣放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的。在那些日子里，李维汉三天两头向毛泽东作汇报鸣放情况……”
笔者查到一篇题为《驳陈新桂》的文章，作者为千家驹先生。千先生当时是以“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对曾经在该院进行学习的陈新桂提出批判。
千家驹先生的《驳陈新桂》发表于七月十四日的《文汇报》。文章指出：
陈新桂最大的错误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专政混淆起来，共产党专政的说法是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所谓共产党专政，就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的专政，在工人中，共产党员工人对非共产党员工人的专政。马列主义中那儿有这一条？陈新桂学习了马列主义后，居然以资产阶级的话来诬蔑我们，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苏联建国才四十年，我国建国才十七年，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陈新桂认为除“三害”必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逻辑，资产阶级专政、封建主专政倒没有三害了，谁都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取消三个主义。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的根源的话，就不可能提出除“三害”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就在这儿。
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曾经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人民的解放，在他看来是乱世，这算什么话？他又说：“邦无道则隐。”这两句话完全暴露了他的思想本质。我想他现在所遗憾是土改了，无处可隐吧。
陈新桂认为现在是乱世，是邦无道，那么怎么使邦无道为有道呢？依照他的逻辑结论，只有恢复地主、资本家、蒋介石的专政了，除此之外，无别路可走了。他今天说他拥护共产党，我认为这话是成问题的。
在批判“章罗联盟”的日子里，陈新桂得了一顶“章罗联盟联络员”的“桂冠”。
不久，那“盛锡福帽庄”又送他一顶新的“帽子”，日“右派理论家”。
就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下达后第八天——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于民生的文章《右派理论家陈新桂的嘴脸》，为他“加冕”。
于民生的文章写道：
章伯钧接受罗隆基的推荐，曾经准备要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陈新桂是怎样的一个人？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这样赏识他呢？
社会主义学院揭露出来的陈新桂的大量反动言行，为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陈新桂常对人这样说：“几年来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可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陈新桂活耀起来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那时，他曾经说：“‘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发生，将不可收拾。”他以为时机已到，他在民盟中央和社会主义学院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陈新桂不但恶意地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对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恶毒地进行了诽谤。他诬蔑这些运动“是制造矛盾的重大根源”，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推销了唯心主义”，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种结论是“反马列主义”的。
陈新桂把历次革命运动出现的新气象，歪曲为“只有政治上的一致，没有过思想感情上的一致，正如柏油路一样，柏油下面是碎石，一遇震动就破碎了。”
陈新桂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独裁者”，他公然对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对民主党派机关挂毛主席像很为不满，他要求民主党派机关应该挂自己党派领袖的像。
陈新桂别有用心地攻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说“新华社危机到了”，说人民日报是“教条”，“没有人想看它”，并吹嘘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无论编排和内容，都是最好的报纸”。同时，陈新桂还在社会主义学院扬言要退学，到光明日报去担任“重要工作”。
陈新桂极端仇恨苏联，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恶毒地诬蔑斯大林的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有危机，社会主义也有危机；资本主义要完蛋，社会主义也要完蛋。”他还荒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没有什么“友谊”，都“恨苏联”，报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团结是“应酬话”，是“讲得好听”。
文章“揭露”了陈新桂和罗隆基的“亲密”关系：
罗隆基和陈新桂是在一九四五年相识的。一九四六年陈新桂在“人物杂志”上写了一篇“民主斗士罗隆基”的文章，大捧罗隆基。从此，罗隆基和陈新桂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罗隆基到了那里，就在那里安插陈新桂当他的耳目。解放以后，罗隆基任民盟宣委会主任，安插陈新桂作秘书，罗隆基负责政协外交组和和大（引者注：“和大”指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大会）宣传部工作时，又把陈新桂带去作心腹。一九五一年，民盟北京市委改选，罗隆基支持陈新桂去竞选，阴谋夺取民盟北京市的领导权。陈新桂在罗隆基的支持下扶摇直上，一九五六年他成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
文章还“揭露”陈新桂和章伯钧的“密切”关系：
陈新桂同章伯钧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六月十日在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会之前，陈新桂就对人说：“章伯钧今天要战斗，我今天也要战斗。”会上陈新桂继续发表了反动言论。会后，章伯钧找陈新桂谈话。章伯钧责备陈新桂没有见机而行，埋怨他不该“到这时候还讲这种话”。
文章最后来了个“习惯动作”——“挖老根”，指出陈新桂为什么这样“疯狂向党进攻”，是因为有着“杀父之仇”：
陈新桂是湖北江陵人，他的父亲陈眷煌是一个负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在大革命时代曾向农民进行倒算，并且由于他的控告当时在当地坚持革命活动的先锋队队长张文申被伪军团逮捕杀害，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陈眷煌畏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