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六”事件在一九五七年成为全国关注的政治事件。这个在六月六日由章伯钧召开的六教授会议，由于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加以抨击，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

    毛泽东是这样写的：

    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①

    黄药眠作为六教授之一，也被列入了“极右分子”的名单。

    在我的印象中，黄药眠教授一直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一九五七年，黄药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全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

    有一回，我在翻阅上海出版的《党史资料》时，偶然在王哲然写的《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团中央工作的一些情况》一文（载一九八三年三期），见到一段谈及关于黄药眠的不平常的经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现名黄药眠）每周至少有三个半天时间给大家作报告……”

    如此说来，这位“番茄”的原本是一位资深的中共党员。

    我细细查阅文献，这才发现，黄药眠和那位也被列为“极右分子”的葛佩琦一样，都是中共老党员。黄药眠加入中共的时间，甚至比葛佩琦还早十年——一九二八年！然而，在一九五七年，黄药眠和葛佩琦一样，也是被作为“民主人士”出席种种座谈会的……

    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下榻于当年黄药眠执教的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教授已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三日病逝，无缘访谈。我只得前往图书馆，寻访黄药眠之子黄大地。

    采访一开始，我就问起“黄药眠”这个有点古怪的名字的来历。就这样，黄大地从“黄药眠”的来历说起，回忆他的父亲……

    其实，黄药眠是笔名，竟以这笔名传世。在他晚年，熟悉的人不称他“黄老”，而是叫他“药老”！

    他的真名叫黄仿，一九零三年一月十四日生于广东梅县。

    由黄仿而曾取名黄恍，又从这“恍”字延伸为“药眠”，意即“吃了药睡眠”，因为他是二十年代取这一笔名的，那个年月太使他“恍惚”了！

    早年的黄药眠，爱好文学，写诗、译诗、译小说。他渐渐地不“恍惚”了。他在一九二八年加入了中共——那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候。

    此后，他成了中共地下工作者。

    一九二九年秋，他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在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一九三三年冬，他回到上海。他成了“番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

    他回国不到一年，因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曾这样回忆：

    我记得我是在一九三四年中秋节后（大概是十月二十二日）在法租界李梅路二楼被捕……

    被捕的那天晚上，大概是在九点多钟，同住的女孩于若美（被捕后化名为陈文淑）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在赶写什么东西。突然听见有轻轻地敲门的声音。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时不是小陆（内交）来跟我们接头的时间。但是又想，可能是什么紧急的通知，敲门声又这样轻。过了好一会又敲了几下，我当时就示意于若美起来，把窗口的警号摘掉。她刚起来我就去开门了。门刚刚开了一条缝，三四个大汉就乘机推门而入。接着又有四五个人冲了进来。手枪指着我说：“不准动！”实际上已一边一个人拉着我的手，我动也不能动了。①

    在狱中，黄药眠受尽折磨，从未松口。他被判处十年徒刑。

    一九三七年，他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保释出狱。他千里迢迢，奔赴延安。虽说在延安他受到了接待，可是他却未能恢复中共党籍。

    此后，他在中共领导之下，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编报纸，写长诗，写小说。一九四六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于是，他便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种种社会活动之中。

    一九五七年四月，黄药眠出任中国民主同盟宣传部部长。

    在大鸣大放之中，黄药眠也放了起来。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

    旧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从旧世界来的。他们在旧世界里曾经走过一长段的旅程。但是由于各人所经历的旅程不同，所以他们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尘土。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今天新时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个从其所已经经历过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较。

    费孝通同志说现在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见解。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是春天，这并不是我有意要唱反调。这只能说我有我的一番经历。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只是半个流浪汉半个知识分子，生活像是被一条线悬在空中，门口时常有不尴不尬的生面孔出现，窗口的短墙外，时常有人露出一个头来在探视，走路的时候也时常提防着后面有什么人跟踪。至于摇笔为文，既不能成为文豪，徘徊在大学的门墙外边，也只能作一个墙外的行人，向往于墙内的住人的笑声。到了全国解放，眼看全国人民都获得解放，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被推翻，在中国飞扬跋扈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我就不禁大乐。而我个人则竟然有机会追随在许多专门学者后面做一名小小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摸摸书本，这比我过去，有时在寒风刮面的深夜里踯躅在街头的情况，的确是温暖得多了。所以我说，从那时起，就是春天。

    当然，春天也还不免有一两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东风不知吹散了花红多少，或者甚至个人也还不免有一个时期的“伤春”的情绪，但春天究竟还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传出春天的消息。①

    应当说，黄药眠虽然对费孝通的文章表示赞同，但是也提出不同看法，况且他的看法应算的“老革命”式的看法——他回忆了解放前那“冰冷”的生活。

    不过，黄药眠以为，春天也不免有“春寒”，这他就“犯忌”了。

    黄药眠接着继续谈论着知识分子话题，他写道：

    知识分子，喜爱知识，喜爱自己的专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知识分子希望有一个书斋，书斋里有几本书，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协助和推动他们搞好业务，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躲进书斋里去就不出来了，那恐怕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你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向圣贤书”，但是时代会来敲你的门，它会给你许多邀请。而且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想钻进书斋里去，不出来过问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时的感慨……

    黄药眠批评了有些知识分子：

    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就不够尊重别人。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诸葛亮，或者是应着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命定的摇摇鹅毛扇就可以指挥如意！我们还得更多学习谦虚。

    渐渐地，随着大鸣大放的“气温”的升高，黄药眠的话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他说起中共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黄药眠五月十一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

    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六月五日，黄药眠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座谈会上，谈起了自己的处境：

    我自到了北京后，很满意，不满的就是叫我当了系主任，有职无权而拿人当玩具玩一玩。①

    此后，当“反右派”的锣鼓敲响，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黄药眠，不能不对章伯钧、罗隆基表示谴责。

    黄药眠在六月二十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话称：

    “章伯钧不能算是左派，他是一向主张中间路线的。”

    “罗隆基是一贯的资产阶级思想。”

    虽然他也如此批判章、罗，可是，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发表，作为“六教授”之一的他，马上成了“反右派”的醒目目标。

    于是，黄药眠也被打入“另册”。

    黄药眠成为“右派”，内中还有康生的“功劳”。作家秦牧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曾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奸臣的“定场诗”》一文，这样写道：

    在所谓“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的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这浑身解数……

    有了那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加上康生“亲自出马”，黄药眠已经无法甩掉头上的“右”帽。

    黄药眠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种种批判文章之多，足以编一本“文集”。

    此处仅选两段批判文章，也足以窥“全豹”矣。

    语言学家陆宗达在批判黄药眠时，称他“极不老实”，“总结”了黄药眠的“手法”：

    “一是撒谎；二是抵赖；三是抗拒；四是拖延，企图反攻；五是躲闪，故意把政治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六是有的问题根本不谈，有的谈得很少，有的却反复地谈。”

    最有意思的是，诗人张光年在批判黄药眠时，颇为别出心裁。这位《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采用在黄药眠的原文中加括号、又在括号中加注，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中，给读者带来一点“幽默感”，令人想起诗人当年笔下的“张老三，我问你”：

    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但就这一点点经验来说，也就不难体会到写批评文章之难！（想粗暴）不能粗暴，（想讽刺）不能讽刺，（想说俏皮话又）不能说俏皮话，（想否定权威又）要照顾到权威，（想骂倒大作家又）要照顾大作家，（想压制新生力量又）要照顾到新生力量，（想反对领导又）要照顾到领导首长，（想打击老先生又）要照顾到老先生，（想挑拨又）要照顾到统战，（想投机，因此）要考虑主编的意图，（想赶浪头，因此）要考虑苏联目前杂志上流行的意见，（怕投错了机，赶错了浪头，因此）要考虑将来政策转变时为自己留退步。

    脑子里这样许多“照顾”（为的骗人），许多“考虑”（考虑如何骗人），于是自己的主意就越来越少（口是心非的话就越来越多了）。

    文章力求委婉（多绕弯子），力求面面俱到（怕露出破绽），力求不至惹起别人的反驳（使你看得见，抓不住）。

    许多重复了不知千百次的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则，（为了装潢门面）也不妨假定读者有“百读不厌”的精神再来一次重复。

    肯定之后（哪里是真肯定？）必须来一个“但是”（使你摸不透），否定之后（怕否定出毛病来）必须来一个解释（使你摸不透）。①

    在一九五七年那“五七风暴”之后，黄药眠就不能再上讲台了。他的夫人蔡彻，原本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员，竟然也被划为“右派”。

    在“文革”中，黄药眠又受冲击。好在他已不是系主任，挨不上“走资派”，只是充当“陪斗”的角色。

    这位一级教授，受到“监督劳动”——干着打扫厕所之类的劳动。

    他终于走过一生中泥泞、阴霾的一段路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那位迫害狂康生，也得到应有的下场——虽然康生已经死了，仍被开除中共党籍。

    步入晚年的“药老”，口授回忆录，由夫人蔡彻执笔终于完成四十四万字的《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当这本书出版前的半个月，黄药眠却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终年八十四岁。

    黄药眠本来还打算写“五论”，即《创作论》、《风格论》、《典型论》、《文体论》、《鉴赏论》，都因他的离世而付诸东流。倘若没有那“五七风暴”，他早就可以完成这一系列理论着作……

    “六教授”之一的陶大镛教授，和黄药眠一起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

    陶大镛也陷入“右派”泥坑。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陶大镛检讨不深刻引起不满》。那是指陶大镛被迫“交代”“六六六”事件。陶大镛说：

    六月六日，章伯钧曾邀请费孝通、钱伟长、吴景超、曾昭抡、黄药眠和他到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座谈（胡愈之也在座，但是没等会开完就走了）。当时章伯钧在会上危言耸听地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如果学生跑上街来，与市民搞在一起，事情就不好办了”，“交通部在汉口办的一些学校已罢课了，形势很严重”。陶大镛说，他和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黄药眠几位同志的发言，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章伯钧的感染，把党群之间的矛盾夸大了。后来在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一边吃一边大谈发展组织，甚至站了起来，胀红了脸，挥起拳头，说民盟应该发展到几百万人。陶大镛说，当时觉得章伯钧“雄心”不小。

    陶大镛教授这样“不深刻”的“检讨”，当然“引起不满”。

    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会，追问陶大镛，要他彻底交代“六六六”事件。

    陶大镛不得不作了这样的“交代”：

    陶大镛说，在“六教授会议”上，他谈了四个问题：

    一，北大学生来师大组织罢课未成；

    二，反映了董渭川谈目前形势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见的情况；

    三，肃反斗错的多，举了罗志甫为例；

    四，评级评薪问题。

    “我谈到师大情况时主要集中在平反和评薪问题上，对这两个发言较长。我还说我们负责人说话要慎重，同学们访问记录发表前要看过等，总之是怕负责任。如果同志们说这是两面派，我也不狡辩。”①

    陶大镛也被迫“揭发”黄药眠：

    陶大镛指出，黄药眠认为共产党在腐化。陶说：黄药眠一向发言是很少站起来的，但这次是站了起来而且很激动地作了二十多分钟的发言。他主要是谈了党内滋长着资产阶级思想，正在从内部腐蚀党的问题。黄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危险是从内部产生的，正如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矛盾一样。黄药眠这套谬论，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①

    “交代”也罢，“揭发”也罢，陶大镛教授依然被定为“极右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