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教授”之一的吴景超，也中弹累累，成为大批判的靶子。
在种种批判文章之中，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许征帆的《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最为入骨三分。
此文一开头，就咄咄逼人：
右派大将吴景超，是章罗联盟智囊团里的头号人物。他参与这个联盟的反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制定，并力图实现它。
我们知道，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的战略是：首先，趁党整风的时机，借“批评”、“监督”、“争鸣”之名，在科学文教界到处放火，煽动教师带领学生上街；其次，再把火放到小商小贩中去，使上了街的学生与市民结合起来，造成混乱的局面；最后，打着“收拾残局”的幌子，粉墨登场，妄想取共产党而代之，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狠毒的战略计划，虽是最近才全盘暴露出来，但早在大“放”大“鸣”之前，章罗联盟的成员已千方百计在为实现它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吴景超当然不会落后于自己的“盟兄”、“盟弟”。
文章接着描画吴景超的“谋士”形象：
要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必须控制自己所在的组织，使它变质，成为作战的基地。吴景超已认识到把民盟抓到章罗联盟手中的意义。要掌握民盟，关键在于盟内的右派能否团结起来，争取中派，排除左派。为此，吴氏夫妇亲自出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份“苦谏”罗隆基应与章伯钧搞好关系，罗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接受这种建议。在建立这个反动联盟过程中，吴景超首立“汗马功劳”。
章罗联盟建立后，右派分子就开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动，在执行这一阴谋的过程中，吴景超的“功绩”同样是不可埋没的，他参与了攻击邓初民的大合唱，咒骂他是“教条主义者”；参加了进攻民盟北京市委会的活动，企图把吴晗撵走，让曾昭抡上台；进行了改组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图南搞下来，将费孝通捧上去，而吴景超也被内定为第一副部长。
总之，一连串的“贡献”，使得仅仅有五年盟龄的吴景超，由一般的盟员，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而中央委员兼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内定为文教部首席副部长，并代表民盟出席全国政协。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这就是章罗联盟给自己的忠实的谋士的“报酬”。
很自然，要“揭露”吴景超，不能不提及“六六六”事件：
以章罗联盟谋士的身份，出席“六·六”阴谋会议，是吴景超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高峰。这个会是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研究“目前的形势与右派的任务”的会议。在这个杀气腾腾的会上，吴景超发表对形势的看法，介绍了李景汉的咒骂党为秦始皇、思想改造为侵犯人权、新知识分子为新狗熊的反动谬论，并攻击“人大”为“四不像”，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最后，他还恳求主子章伯钧根据当时的局势，指示具体的任务。
最后，许征帆概括了吴景超“罪恶活动”的三大特点：
第一，主动积极。只要章罗一出什么坏主意，吴善于立刻把它化为具体的方案、计划，付之执行；
第二，设谋献策。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总是精于根据“领导意图”提出作战计划；
第三，深谋远虑。凡是他设计出来的各反动方案，幌子总是特别多，欺骗性大，而且进攻或退却的步骤，都有比较周密的考虑。这些特点说明吴景超真不愧为章罗联盟的谋士与干将。
吴景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九零一年，他出生在安徽歙县乃胡适的同乡。
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前往美国攻读社会学，获博士学位。
此后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及清华大学任社会系主任、教授。
他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吴景超作为社会学家，颇具真知灼见。早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他便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他尖锐地指出：
“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
“中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一不能卫国，二不能生产，只是许多的消费的单位，加增中国的消费力量而已。”
“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
紧接着，他又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另一重要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他作为一位社会学博士，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在解放以前，中国许多大学中都设立了社会学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当然这不等于说，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现在没有人研究了。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的某些部分，如劳动问题、民族问题，在我们的高等学校中，现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是也有些部分，现在还未得到适当的安排。我在这篇短文中，只想对于这些部分的安排，提出一个初步的意见。”
不料，在“反右派运动”中，吴景超的这两篇闪耀着真知光芒的论文，都被打成了“大毒草”。再加上那“六六六”事件，吴景超一下子就被划入“极右分子”的名单。
其实，如今重读吴景超先生的“右派言论”，就会为他的真理性见解而扼腕惊叹！吴景超曾这样激烈地抨击了教条主义。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上说：
“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系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
“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那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研究帝国主义的人，并没有去搜集有关美国、英国的大量事实来进行分析，而只知道背诵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所提出来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使得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第一次欧洲大战那个阶段。”
他最后深恶痛绝地指出：“教条主义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开了马恩列斯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
吴景超还在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新建设》杂志上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这在五十年代，是很“超前”的见解：
“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都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
“我们对于每一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
吴景超的这些“右派”言论，反映了他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深刻。他不幸地遭到挞伐。历史学家范文澜甚至称他是“国家放火犯”——因为他到处“煽风点火”！
吴景超划入“右册”之后，备受煎熬，而在“文革”中又雪上加霜，终于在苦风凄雨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含冤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