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六教授”之一的钱伟长教授，也遭到了挞伐。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本报讯”，那标题颇为耸人听闻：

    《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

    钱伟长，着名力学家。一九一二年，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

    虽说钱伟长进入清华大学，学的是自然科学，但是他对于政治一直很关心。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发生时，“他和其他几名同学一道，在清华园放走了被反动军警捆绑着的学生运动领导人蒋南翔”。①

    此后，他留学加拿大，美国。

    一九四一年，他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一九四六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一九四八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北平郊区，钱伟长只身跑到良乡解放军参谋部，见到了钱俊瑞、荣高棠等，热忱欢迎解放军进驻清华园……”②

    一九五七年，在大鸣大放的热潮中，新华社记者朱继功打电话要求采访钱伟长，钱伟长起初没有答应，后来还是答应了：

    记者要求钱伟长教授谈谈清华大学内部矛盾的问题，钱先生在电话中说：“我说的话够多了，人家对我很有意见，还是找旁的教授吧！”经过记者一番解释和请求，他同意了。十一日上午，当我走进照澜院的一间会客室时，钱先生出人意料地这么讲：“你能有多长时间啊！”我说：“不限时间吧。”话匣子就揭开了。①

    钱伟长一打开话匣子，居然就谈了三个多小时。他说：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钱伟长以前是学校的教务长，现在是副校长。记者就问：“这是否牵涉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呢！”“当然完全无权也不符事实”。②

    钱伟长接着谈道：

    “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钱伟长以肯定的语气说。他认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③

    由于钱伟长出席了“六教授会议”，一下子为全国所瞩目。“六教授”被称为“章罗联盟”的“智囊团”，全都被划入“极右派”名单。钱伟长自然难逃厄运。

    于是，《人民日报》向钱伟长开火。就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后的第五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记者陈柏生的报导：

    连日来清华大学师生正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钱伟长展开批判。在许多会议上，师生们指出，钱伟长在科学家的招牌掩护下来向党和人民进攻。他在校外与右派分子章伯钧等保持亲密的联系，在校内师生员工中间进行挑拨煽惑，想走资产阶级教育的道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资产阶级打天下。

    钱伟长自整风开始以来，即在学校中利用自由论坛发表煽动性的言论，争取群众，分化同学，打击党的威信。他迷惑了一部分青年，但是也有些青年对他的右派言论提出质问和怀疑，在学生中展开争辩，一直到六月六日会议被揭露出来以后，他的画皮才被揭掉。人们才看清楚他是有政治企图、有组织活动用挑拨煽动等办法来向党和人民进攻的右派分子。①

    这篇报导还这样“揭发”钱伟长：

    钱伟长在解放前还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教授，参加评议会也没有竞选上。现在他已经做到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一身兼二十多职，但他还说党不重视他不信任他。他在清华的权很大，但还说他有职无权。吴晗曾经就此事在会上质问钱伟长道，今天的地位是谁给你的！你对党和人民抱着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态度呢？梁思成教授也在批判钱伟长的大会上激动地说，钱伟长你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可是你不是党员，你没有前途吗！你身兼二十多职，又是副校长，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如果你认为还没有前途，那末你的前途是什么呢？是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的前途吗？梁思成教授还说，钱伟长用的办法是搞个清华的大选举，搞个大签名，想由他来独揽清华的大权。①

    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于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那篇《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从此，那“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成了钱伟长的“定语”。这篇报导写了许多教授对钱伟长的批判。例如：

    张光斗教授认为钱伟长参加制定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企图使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张光斗教授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反动纲领是由曾昭抡和钱伟长等所起草的，在这个纲领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提到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党的科学政策的正确，以及解放后我国科学事业在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科学研究要完成国家的科学技术任务。相反地，我们却看到对党所制定的科学政策和方针的肆意攻击和歪曲，并且竭力挑拨党和科学家、党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钱伟长等的意图是要摆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由他的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而代之”。钱伟长恶毒地攻击党所制定的科学体制，目的在破坏社会主义科学事业。钱伟长使用了两面派手法。在高等学校中攻击科学院“一家独占，占而不为”，要以高等学校作为研究中心；在科学院那里他又攻击高等学校压制科学研究。两面放火，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

    自从钱伟长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处境比起别的“五七战士”来，处境还算好一些。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曾谈及对于钱伟长的处理问题：

    “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①

    毛泽东让钱伟长继续当教授，这是因为他考虑到钱伟长是自然科学家。

    在知识分子之中，毛泽东对于自然科学家是比较看重。他知道，要搞建设，没有自然科学家不行。

    不过，到了“文革”，钱伟长就只能在实验室里当勤杂工、清洁工了！

    钱伟长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冤案才彻底得以平反。他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