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教授”之中，除了钱伟长之外，曾昭抡也是自然科学家。
曾昭抡的大名，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就听说了“大右派”曾昭抡——因为他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老系主任。
曾昭抡在一八九九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于一九一五年进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一九二零年他赴美国留学，一九二六年获博士学位。
从一九三一年起，曾昭抡便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解放初，他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
一九五二年，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
在化学界，一说起曾昭抡，人们常常总是以为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倒是化学家、“右派”袁翰青教授在《平生风义兼师友——缅怀曾昭抡教授》一文中，颇为真实地刻划了曾昭抡其人。
袁翰青这样写道：
曾昭抡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精神非常集中，有时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而对于治学之外的其他事情则常常是心不在焉，因此关于他性情怪癖的传说确实不少。曾夫人俞大因的姐姐俞大缜回忆说：“记得有一天，我从北大回家，路过沙滩前，只见昭抡站在红楼前面，面对一根电线杆子，又点头，又说又笑，过往行人不胜骇然。我走近他身边，他也不理我，仔细听他说话，原来他在和电线杆谈化学哩。大概他又有了什么新发现，得意了，把电线杆子当人，在向它报喜。”“昭抡对时间抓得很紧，把袜子穿好也嫌麻烦，常常是正一只，反一只。有一次，几个民盟成员带了孩子来访，一个女孩忽然指着昭抡的脚说：‘曾伯伯，你的袜子为什么拖在脚跟上？真奇怪！’一位盟员说：‘曾伯伯要是把袜子穿好，那才怪事呢！’”费孝通教授与曾昭抡教授交谊很深，费教授也说过：“尽管我们来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时，他除非有事要和我说。否则经常是熟视无睹，交臂而过，若不相识。”曾先生的家人也谈起过下面两件事：有一次在家里吃饭，曾先生正在集中思考一个问题，竟错拿了煤铲到锅里盛饭；又有一天，天空阴云密布。曾先生带着雨伞外出，走了不久，就开始下雨了。雨越下越大，他的衣服被淋湿了。但他仍然提着伞走在马路上，直到有人提醒他，他才想起把伞打开。
一九五七年，曾昭抡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大鸣大放”的漩涡。
袁翰青写道：
一九五七年，曾昭抡教授作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积极参加拟订我国科研规划。他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针对当时我国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与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着名学者一起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有关对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书面意见，就保护科学家，科学院、高等学校与业务部门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社会科学、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培养新生力量等五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然而，这份《意见》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在反右斗争中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曾昭抡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职务。
其实，这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一点意见》，现在仍可从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的《光明日报》上查到。这份《意见》并无“毒汁”。
《意见》鲜明地提出了“保护科学家”：
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意见》也强调了要重视社会科学：
解放以来，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把自然科学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科学可以比自然科学放轻一些，但是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课程比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
《意见》还对“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提起“意见”来了：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将有关资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制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这份由曾昭抡主持起草的《意见》，却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大毒草”！那罪名十分吓人，日“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再加上那“六六六”事件，曾昭抡也就被打入另册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批判《意见》的大会，会议分别由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吴有训主持。一百多位科学家出席了会议。挨批的主角，乃是曾昭抡。
原本参加起草《意见》的千家驹先生，迫于形势，来了个“反戈一击”。他质问曾昭抡：
“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翌日的《人民日报》这样报导千家驹的发言：
“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是章罗联盟阴谋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成立这小组的，他和童第周、华罗庚是不清楚的。曾昭抡平时对民盟的工作管得并不多，但是对这件事却非常热心。”
《人民日报》也报导了华罗庚的发言。华罗庚检讨说：
“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
华罗庚还说：
“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
此外，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还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今年五月中旬，章伯钧、罗隆基没有经过民盟中常会讨论通过，就由少数人决定成立“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四个工作组，其中科学规划小组指定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他们说，当时他们的政治警惕性不高，未怀疑其中有任何阴谋活动，就答应了。以后这个小组开过几次会，起草了一个《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是最后由费孝通（他不在五人小组之内）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直到《光明日报》把这个文件发表以后，他们才知道其中有些问题的提法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有：要“恢复”和“重视”的话在原稿上是没有的，是有人最后加进去的；强调“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这好像说国家过去对培养新生力量不是一视同仁，或者不是平等地看待似的，这不符合事实；“保护科学家”的提法也不妥当，意思好像是说党和政府不保护科学家，这也不符合事实。
在那些日子里，曾昭抡过着“挨批——交代——再挨批——再交代”的苦难生活。
那位曾以《中国西北角》闻名的老记者、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用风趣的“公式”概括曾昭抡的“交代”：
头上一顶大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犯罪），
脚下一双大鞋（从新做人，彻底改造），
拖一个小尾巴（还要继续交代），
肚子却很空虚。
曾昭抡在高压之下，不得不违心承认：他“实际上是章罗联盟中的一员大将，是他们的帮凶。”
曾昭抡被划为“极右分子”，他也就被撤消教育部副部长的职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决定撤消曾昭抡中央常委职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五次全会决定撤消曾昭抡的人大代表资格。
虽然曾昭抡要求“保护科学家”而受到批判，毛泽东对于曾昭抡的这一条意见倒是听进去了！
在毛泽东看来，搞建设，没有自然科学家不行。所以，对自然科学确实应该加以保护。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
《指示》说：
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夺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
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更加细致，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
对于老右派，主要应该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而不可简单地拿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否是右派来衡量；
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批不斗”。
显然，曾昭抡、钱伟长属于“个别情节特别严重非划不可者”，所以还是划为“右派”。
不过，由于中共中央有这一《指示》，所以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中的“右派”少一些；即使划成“右派”，处分也轻一些。
后来，即便到了“文革”，毛泽东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也专门规定了一条：
“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
曾昭抡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后，曾希望回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未能如愿。他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工作。
他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并没有因为他是科学家而得到保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他在极度困苦中离世，终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