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解散国会的提议，这事却是出自于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之手。
有人会觉得奇怪了，这黎元洪不是革命元勋嘛，如何为虎作伥，跟着老袁助纣为虐了呢？
其实呢，也不奇怪，因为黎副总统虽为民国元勋，却非革命首义，他原本是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在当时湖北算得上是第二号的军事领袖。他原本官当得好好的，根本就没有造反的打算，不过为当时的形势所迫，被革命士兵们硬是从床底下拉出来做了首领。最开始的时候，黎元洪还死活不肯顺从革命，那句著名的“莫害我”，岂不是出于他之口？
倘若造反不成，朝廷追究下来，黎元洪按犯罪情节的话，还只能算是胁迫呢。
黎元洪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本就是讲究忠君爱国的旧派军官，他不仅在武昌起义前杀害过革命士兵，在当上湖北都督后他对那些起义出身的人也是充满了戒备和敌意。在他眼里，这些人怎么着都是些贼心不死的乱党，不可不防。譬如当时湖北号称“三武”的三位军事领袖（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其中有两位便是间接的死于黎元洪之手呢。
张振武之死，在前文已详细叙述，蒋翊武之死又是如何回事呢？原来，在南北议和后，蒋翊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翊武也只得逃走。
晦气的是，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给抓住，后来押送到桂林受审。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之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革命首义，最后落得弃尸他乡。
黎元洪恨这些首义的革命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处死革命士兵是因为要维护秩序，但起义后则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的恩怨。黎元洪虽然是靠着武昌首义上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强迫参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党的首领譬如张振武、蒋翊武等人未免对这个逼出来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视，特别在南北军交战之时，这种情绪更是极易表现出来。
黎元洪混迹官场多年，他对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有着本能的抵触，而那些自认为有功的革命党首领对身居高位的黎元洪同样是心怀不满，彼此间抵牾不断。在双方的矛盾暴露后，黎元洪采取了投靠袁世凯的策略，以取得北洋势力的支持。由于湖北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地位，袁世凯对那些革命党同样是深恶痛绝，因此与黎元洪一拍即合，张振武的被杀便是双方合作的一个明证。
事实上，湖北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试图从黎元洪手中夺回权力，但他们数次针对湖北当局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流产的“改进团”暴动，结果非但没有将黎元洪赶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加以严厉镇压，多名革命党起事者未经审判便被枪杀。在“改进团”失败后，黎元洪又对湖北的革命党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肃，当时被杀被捕者不在少数。在黎元洪的威势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纷纷离开武汉，前往上海等地继续揭发黎元洪镇压革命党人的罪行。
在赶走了革命党人之后，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也相对稳定了许多，但此时袁世凯也盯上他了。虽然黎元洪在革命后极力与袁世凯保持一致，并在各项政策上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譬如在定都北京问题上，黎元洪就曾经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宋教仁遇刺案中，黎元洪也发表通电，提出要法律解决，以大局为重，切不可意气相残，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拉偏架。在“宋案”的证据公布后，黎元洪又指责追查真相导致“人心摇动，谣诼逢起”，甚至荒唐的提出：“宁可令宋教仁冤死，也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
在“善后大借款”的问题上，黎元洪也是站在支持袁世凯立场上的。他非但支持袁世凯借款，还杜撰了一通“不借外债的六大危害”，以证明借款的合理性。“二次革命”爆发后，北洋军以湖北为进攻江西的前沿，黎元洪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选举正式大总统的时候，黎元洪更是亲自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作为正式总统的候选人，这简直就是露骨的拥戴效忠了。
但很可惜的是，黎元洪这些明显亲善的举动仍旧未能赢得袁世凯的充分信任。在袁世凯的眼中，黎元洪虽然不算革命党，但毕竟不是北洋军政集团的人；更令袁世凯感到不安的是，黎元洪打着支持袁世凯、支持中央政府的旗号，在排斥当地革命党的同时也暗中发展了自己的势力，譬如当时在湖北就握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还先后被推为共和党、进步党的理事长，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
在“二次革命”后，湖南、江西、安徽等省都换上了北洋系的人，既然袁世凯要在战略上控制南方各省，湖北当然也不能例外。何况，武汉乃是九省通衢，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倘若不将黎元洪调出湖北、解除兵权，终究是个隐患。因此，在黎元洪当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邀请黎元洪进京，表面上是要求履行副总统职责，实际上是要将黎元洪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所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黎元洪在当上湖北都督后，他深知控制地方对个人权势的重要性，因而对袁世凯的调虎离山计也是心知肚明。对于北上一事，黎元洪是想方设法，一拖再拖，死活不肯离开湖北半步，他非得以民国副总统的名义兼任湖北都督——副总统可以不做，湖北都督不能不当，黎元洪也是个精明人。
袁世凯见黎元洪不肯轻易就范，不免也有些踌躇。这时，袁世凯的手下们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他们纷纷献计献策，要霸王硬上弓，将黎元洪调出湖北，让北洋的人去做湖北都督。最后，据说是“太子”袁克定想了一条妙计，最终迫使黎元洪乖乖就范。
说起这个袁克定，他本是袁世凯正室于夫人所出，乃家中长子，此人从小便十分机敏，胸怀异志，不在其父之下。在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后，袁克定也就野心膨胀，成天琢磨着让父亲登基为帝，好将这袁家江山传将给他，过过皇帝的瘾。
袁克定是个聪明人，他在观察朝政后发现，民国最显赫的人物除了袁世凯之外，其次便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此人握有军权，倘若复辟帝制，必须要有他的支持。于是，袁克定便屡次派人去探段祺瑞的口风，看他是否支持袁世凯称帝。这去的次数多了，又稍微露骨了点，结果把老段惹怒，袁克定的心腹也被他痛斥一顿：“袁总统屡次宣言，誓不为帝，克定身为长子，岂有不知之理？如何一味的痴心妄想，想做皇帝，这岂不可笑？”
袁克定在被碰了一鼻子灰后恼羞成怒，于是便心生一计，要将段祺瑞从北京调开，让他离开袁世凯的身边，慢慢的冷落他，削去他的兵权，到时段祺瑞不就范都不行。再者，当时袁世凯正为无法调动黎元洪一事而烦恼，如果让段祺瑞去办理此事，并让老段担任湖北都督，岂不是一石二鸟，妙计得逞？
袁克定的这点小聪明还就打动了袁世凯，并促使他派出段祺瑞去湖北办理这趟差事。袁世凯当时还考虑到另外一点，那就是将黎元洪调往北京后，湖北的军队如何处理的问题。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袁克定说得对，此事非段祺瑞出马不可。
1913年12月8日，武昌阅马场上锣鼓喧天，军乐齐鸣，还不时的放起了阵阵礼炮。就在这一天，大人物段祺瑞来到武昌，黎元洪给予了去年欢迎孙中山的同等礼遇。不过想想也是，当年黎元洪当协统的时候，人家段祺瑞早已是统制，军阶远高于黎元洪。在南军北军对峙时期，段祺瑞已经是湖广总督兼第一军军统，如今又是陆军总长，黎元洪虽然是个副总统，但他也知道，副总统不过是个虚职，哪能跟老段相提并论。
对于黎元洪的谦恭，段祺瑞也不客气，无论是在阅兵还是宴席上，老段都摆出一副上级领导的样子，丝毫没有把黎副总统放在眼里。第二天，等到酒足饭饱后，段祺瑞把黎元洪叫了过去，说：“我此次来湖北，主要有两件事。一来呢，是和副总统商议湖北军队的整顿问题；二来呢，是大总统特派我前来邀请你去北京，有要事相商。”
黎元洪听后一愣，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在表面上还故作镇定，说：“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走不开。既然段总长说起整顿军队一事，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完成之后，再行赴京如何？”
段祺瑞摆摆手，说：“黎副总统尽可放心，我段某混迹军界十几年，其他的不敢说，但整顿军队这点小事恐怕还难不倒我。怎么，难道黎副总统还不信任我的能力？”
黎元洪听后赶忙说：“岂敢！岂敢！”
段祺瑞说：“既然如此，黎副总统也不必耽搁，这里的事情我会妥善处置。大总统催得急，不如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可怜黎元洪还没有来得及给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的弄上火车（这也是段祺瑞南下的专列），即刻赴京去了。黎元洪在临走之前，还幻想能够再回来当他的湖北都督，于是将湖北都督府的事宜暂时委托给了参谋长金永炎。
但黎元洪哪里想到，他这前脚一上车，袁世凯的电令后脚便到了：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等段祺瑞将湖北的军队裁编得差不多了，北洋军的将领段芝贵和王占元先后担任了湖北都督，这里已经没黎元洪什么事了。
可笑的是，段祺瑞南下武昌的时候，黎元洪还挖空心思的想着如何盛情款待，没想到自己反被袁世凯和段祺瑞给“霸王请客”了。黎副总统的段数，和袁大总统比毕竟要差点。
11日晨，黎元洪到达北京，袁世凯也很给面子，派出了总统府军事处总长、侍卫武官、承宣官及全体国务员、各部代表到车站，袁克定也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前去迎接。车站周围200步内都有军警站岗，闲人不得入内；另外，还派出一营拱卫军列队迎候，持枪致意，以示隆重。最离奇的是，袁世凯又派出迎接孙中山的那辆金漆朱轮双马车，也让黎元洪过过国家正元首的瘾。
等到黎元洪去见袁世凯的时候，那简直比见段祺瑞还要谦恭十倍。按当时人所描述的，黎之见袁，简直就是“一极可敬之少年见一极尊严之长辈”。尽管袁世凯招待殷勤，但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请君入瓮的得意之色，而黎元洪在老袁的面前则是诚惶诚恐，抱着十二分的小心和谨慎。
这下，黎副总统总算是尝到“伴君如伴虎”的滋味了。
最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给黎元洪安排的住处：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的东北处，四面环水，虽然风景甚佳，但终究是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未免有些不吉利。对于这个典故，袁世凯岂有不知。他为了避嫌，早已命人将这里打扫干净，并换了一块匾额叫“小蓬莱”——看来，袁世凯是要黎元洪在这里做快活神仙了。
神仙嘛，不就是不管俗事，混吃等死呗（黎元洪毕竟成不了仙）。
至于黎元洪从湖北带来的少数随行人员，并没有入住“小蓬莱”的资格，他们大都被安置在东厂胡同的将校俱乐部。由此，黎元洪也就失去耳目，真的和当年的光绪皇帝差不多了。
当然，袁世凯还是讲人情的。黎元洪到京数日后，其家眷也在袁世凯的安排下来到北京，一起住进了南海瀛台。在生活待遇上，袁世凯也给予了黎元洪十分优厚的待遇，每月薪俸1万元（仅次于袁世凯），办公费2万元。光这两项，黎元洪每月便可拿到3万元，因为他实在是无公可办，每日不过散散步、读读书、看看报、写写字，真是悠哉游哉，做了一个政治寓公。
说袁世凯软禁黎元洪也不完全对。为了向黎元洪示好，营造大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和谐气氛，袁世凯还经常在晚饭后邀请黎元洪一起散步聊天，还让子女们常去黎元洪家拜访，造成总统和副总统两家人亲密无间之假象。
为了更好的控制黎元洪，袁世凯还提出两家换亲，即黎元洪的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袁世凯的儿子娶黎元洪的女儿。这个计划的前一部分由于黎元洪的夫人强烈反对而未果，而后一计划则顺利实施，可惜是个悲剧。黎元洪当时只有八岁的小女儿黎绍芳与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定亲后，后来终于因为这场政治婚姻的不幸福而郁郁寡欢，最终发展成精神病并死于精神病院。
尽管在表面上给予极高的尊崇与礼遇，但袁世凯对黎元洪仍旧不放心，因为以黎元洪的地位和名望，毕竟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而且当时想利用这点的人也不少。为了监视黎元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袁世凯特意派出总务厅长唐在礼对瀛台严加防范。
当时总统府本来就是警备森严，能进出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瀛台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对此，黎元洪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连他的湖北朋友来访，也都会有人监视并报告袁世凯。到后来，黎元洪也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干脆就深居简出，有钱就收，也不过问政治，袁世凯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去。
在瀛台的日子里，黎副总统没有做成神仙，倒做成了菩萨……人称“黎菩萨”。
从1912年12月入住到1915年10月搬出南海瀛台，黎元洪总共在这个几同软禁之所待了近三年。正如黎元洪在《致鄂中父老》电文中说的，“遥望汉江，不禁泪下”，这个傀儡副总统，虽说是韬光养晦，但终究是有点心酸与不自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