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斯大林、毛泽东及蒋介石四大巨头在一九五零年新年前后陷入了历史的怪圈……
（台湾日月潭—美国华盛顿，1950年元旦前后）
这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最后几天，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最后几天；是在大陆军事上最后的战役大西南作战的最后几天，亦是国共两党几十年较量中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失败的最后几天。
这几天，从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到一九五零年的新年，蒋介石都不在台湾岛的政治中心台北。他是带着蒋经国及全家，隐居到台中的风景胜地日月潭度过的。日月潭是台湾最大的自然湖，湖中突立一个珠仔岛，亦叫光华岛。岛北为日潭，岛南为月潭，以轮廓近似日月而得名。该湖水面较高，达海拔七百多米以上。潭的四周，林木葱郁，翠峰怀抱，环境清幽，风光崎旋，夏季气温只有摄氏二十度左右，凉爽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蒋介石将全家携至此，值冬至已过，寒天数九，山间湖面，冷意侵骨，当然不是来避暑的。他几十年来养成了习惯，逡巡于景致清幽的名山大川之中，冷静地思考军国大事。从蒋经国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那天的日记来看，蒋介石是为“持志养气”而来的。
这几天，一种宿命论的悲凉的情绪侵袭在他心头。对于国民党的总裁来说，他已经可以说是竭尽心力与人事了。他已经不得不慨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实在是具有深厚历史经验的名言。”
他最后于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时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座机飞离大陆。这应该算是他最后离开大陆的日子。他原来打算是从成都飞往西昌，准备在西昌作最后的部署，不坚持到最后，他是不打算离开的。十日这一天，云南卢汉拍电报给四川刘文辉，要刘文辉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胡宗南等劝他尽速离蓉回台，勿先飞西昌。在蒋介石的飞机飞离成都当天，刘文辉、邓锡侯就通电四川起义，卢汉也通电云南起义。跟随在他身边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他是当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的。到达台北后，连日来，他乘着那辆从南京经上海运到台湾的老座车，马不停蹄，到处讲演，讲演频率之高，远超出在大陆的时候，连侍从们都吃惊。他到处讲话，表示要沉痛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对于国民党，“不惜牺牲感情和颜面，作彻底改造”。在他讲到动情处，在座者也有落泪的。有个部属望见他乘坐的还是那辆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从大陆运来的旧座车，忍不住朝身边的同伴叹了一句：“这都是抗战胜利那年买的车了，太旧了，早该换了——”
正巧，蒋介石踱了过来，听了这话，默默地望了此人一眼。眼神中没有责难或是赞同，只有哀伤。好一会儿才吐出几个字：“国难方殷，不必换了。”
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还与在大西南的胡宗南保持着密切的电话电报联系。胡宗南与张治中两人曾被内定为他的接班人。张治中在和平谈判中留在北平跟了毛泽东，现在胡宗南是他留在大陆最后的希望。十二月中旬，胡宗南率领的三十万部队被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围困在成都盆地。而宋希濂率领的数万部队被解放军切割在川南地区。十九日，宋希濂的部队被歼灭，宋本人在峨眉县金口河被俘。胡宗南的大军被包围在盆地里，欲逃无路，求援无望，动弹不得，已成瓮中之鳖。胡宗南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这天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但是，胡宗南本人对突围也缺乏信心；次日，胡乘飞机逃往海南岛，使部队内部陷入极大的混乱。同日，国民党军在云南的李弥第八军及余程万第二十六兵团亦被解放军围歼。李弥率残余部队逃往缅甸。余程万则辗转逃到香港做寓公。胡宗南的部队，在胡飞走后多数起义或放下武器，仅有少数部队逃往川南的西昌。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没。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蒋介石在日月潭的涵碧楼作日记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蒋介石明白，他和国民党的命运，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危难的时刻。关键是在确保台湾，当务之急是争取美国的援助。有了美国援助，还可卷土重来，再和毛泽东较量，失去了美国援助和保护，那确实是未日将至。当时失败的空气已经很浓，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坚持一年以上。而杜鲁门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公开采取甩掉包袱的所谓“袖手政策”。
早在一九四八年间，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就对蒋介石丧失信心。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美国支持下，李宗仁迫蒋下野。一月底，美军顾问团撤离中国，美国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也已经中止。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希望毛泽东的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还希望毛泽东的新中国成为“南斯拉夫第二”，与苏美保持等边关系，当然更希望中国能倒向西方。即使毛泽东在六月三十日强调了“一边倒”倒向苏联。美国方面还是认为有可能争取毛泽东作“铁托第二”。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这是一份在当时中美两国关系中很重要的文件。白皮书将蒋介石集团的腐化、昏庸、专制、无能一一历数，以说明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美国支持不力，蒋经国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白皮书公布后，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系列文章予以批驳。国民党内也强烈要求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保台湾要靠美国，只好采取给人打断门牙也吞下肚里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他在日记中写道：“那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之后，美国国内舆论对于承认中国的问题分为三种意见：一是主张立即或是有限期内承认；二是主张有条件承认；三是主张更积极地支持蒋介石。舆论莫衷一是，国务卿艾奇逊采取“尘埃落定”政策。艾奇逊宣布“美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将先等待亚洲之尘埃落定。”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艾奇逊在会晤共和党一批主张援蒋的议员时，这些议员呼吁“加紧援助未被中共占领之自由中国”，艾奇逊则对他们宣布：“森林初崩，尘埃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
在等待尘埃落定的期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美国国会“台湾帮”的主要代表诺兰参议员就曾飞到重庆会晤蒋介石。据《宋希赚自述》中卧亿诺兰到重庆的记述：诺兰向蒋介石表示，“希望国军能在大陆上支持六个月”，美国的亲蒋势力就会促使杜鲁门总统及国务院改变对华政策，当由美国出兵援助蒋介石。诺兰并表示，“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国共产党，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的。”蒋介石确实需要美国出兵支援，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战，需要将美国与自己捆在一起。为此，蒋介石拒绝了胡宗南和宋希臃提出的将主力撤往西昌、云南甚至退往滇缅边境的建议，急令胡宗南调其骨干第一军来守重庆，胡宗南极不愿意。接着蒋介石又要胡死守成都。结果不到一个月胡宗南集团就全军覆没。
和诺兰参议员在重庆的会晤，使蒋介石在此危难时刻寄希望于美国出兵援助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十二月十日逃回台北后，除了在台北遥控指挥胡宗南死守成都，还于十三日、十四日两天连续分别与台湾省主席陈诚、行政院长阎锡山商讨调整对美政策。他叫陈诚将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让给受美国人青睐的吴国帧。吴国帧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又留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民主先生”的雅号。他后来还不得不准备将美国人最欣赏的将军孙立人提升为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亦是清华毕业生，又在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被美国报刊称为“最西方式的军事首脑”，是“台湾陆军中亲美派的首脑”。蒋介石是想以吴国桢、孙立人作台湾的“门面”来讨好美国人。他还授意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派遣政治、军事、经济顾问来台湾协助防卫工作的请求。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五十分，蒋介石携全家离开台北，到日月潭来度圣诞。名义是过节度假，实质是他在大陆彻底失败、痛定思痛之后，选择了这个山水清温的地方，思索将谋划已久的国民党改造付诸实现。
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每遇到重大挫折时，都对党进行改造。蒋介石在面临危亡的时候，亦效法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他援引孙中山为先例说：“每当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的关头，（总理）必致力于党的改造，在总理的手上，党的名称有五次的更换，党的组织亦经五次的改革。”一九四九年元月，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老家，就开始筹划国民党改造事宜。六月，他指定陈立夫、陈诚、蒋经国等设计改造方案。七月十四日，他携带陈立夫等人拟就的《本党改造方案》到广州交国民党中常委会讨论。后来那几个月，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各处兵败溃逃，各部门都忙于迁逃台湾，兵荒马乱，根本无法谈改造。现在，大陆已经丢失了。离不开国民党的迁来台湾了。像李宗仁代总统不敢来台湾的，就到海外他乡去了。也有心淡摇摆的，干脆在香港或南洋当寓公。台湾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生产失调，街头情绪灰暗，人心惶惶，竟然有人在喊“天快亮了”。蒋介石觉得，是狠抓改造的时候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顿军队，以求内部精纯，团结一致。”
蒋介石在潭水涟俯、环山幽翠的日月潭倘祥，越思越想越觉得，国民党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失败还不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
他在一九四九年岁末的最后两天，连续召集国民党在台大员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棻等，也来到日月潭涵碧楼，跟他一起在寒风中讨论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蒋经国在这两天的日记中，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对此作了记述——
（十二月）三十日
父亲准备从新造党，决定改造方针。认为若不如此，则现在中央委员会四百余人之多，不仅见解分歧，无法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以对共产国际进行革命。且如不毅然断行，是无异自葬火坑，徒劳无功……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午，父亲仍在涵碧楼与本党同志继续讨论党的改造问题。父亲认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凡不能在行动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彻底与共党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而让有为之志士革命建国也。”父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改造本党，无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达成反共复国之使命。
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问所作何事？往者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抚今察来，能不奋励前进乎！
除夕的黄昏，来涵碧楼讨论国民党改造的大员们都各自离开，与家人团聚守岁去了。蒋介石则在蒋经国陪同下，去潭中乘舟垂钓，蒋经国望着孤舟、残阳、暮水衬着垂钓的老父，颇有英雄来路的悲凉之感。忽然，垂杆一颤，鱼线绷紧，水花溅开，钓出一条五尺长的大鱼来。
划船的人拣中听的话说：“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蒋介石点着头。他一生迷信，信凤水方术，除夕得大鱼，应着“年年有余”的好兆头。他脸上微微露出一抹好久以来难以见到的笑容。
一九五零年新年伊始，对蒋家王朝并不吉利。杜鲁门总统拍板支持艾奇逊国务卿对于中国政策的主张。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抛弃台湾；同时，美国宣布从台湾撤退侨民。这无异给了蒋介石当头一重棒。蒋介石赶忙下令让平时受到严格新闻控制的台湾报纸，不能登载半纸只字；只有少数几个掌权者，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
尽管这几天是在庆一九五零年新年，在美国华盛顿西北的高等住宅区，进进出出双橡园的中国人或是美国人，一个个神态都十分严肃、严峻，有的甚至很沉重，脸上根本看不到一点欢度新年的喜庆色彩，跟圣诞过后整个城市又喜迎新年的气氛很不协调。
双橡园的主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更是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极端严重的局面之中。
这座公馆本来是美国电话大王拜尔的住宅。拜尔发明了电话，发了大财，摆起阔来，才在这美国京城地价最贵的山林路买了地，盖了这座在当时是有点气魄的大房子。因住宅花园前有两株大橡树，得名双橡园。这一带风景幽美，树木繁茂，绝对禁止商业性机构在此活动，是身分显要人士的高级住宅区。每一幢房屋的价钱很不低。早在抗日战争初年，中华民国就把拜尔这座公馆买了下来作为大使馆。据说买的时候价钱很合算。
在外交界经营了几十年的民国老外交家顾维钧，却很为这段时期历史的变化而困惑不解。
一九五零年新年前后那段日子，是世界现代史上一段很特别的日子。杜鲁门、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这四位二十世纪中叶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被历史和命运所摆布，在这段日子里，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
当毛泽东宣布“一边倒”而倒向斯大林的苏联，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想方设法讨好美国，希望美国派兵增援守台湾，而杜鲁门却当众宣布要抛弃蒋介石，而向毛泽东“送秋波”。
在这三国四方关系中，唯一不利的是蒋介石。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授意台湾当局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派顾问协防台湾的请求；偏偏就在当天，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被称为“二十八号特别命令”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文件强调说：“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文件还解释了美国为什么不能派人员、武器、舰只会协防台湾或以台湾作基地，是因为：“（一）这并不能给国民党政权实际的好处；（二）这将使美国卷入长期的冒险中，弄得不好，可能卷入公开战争；（三）这将使美国遭到中国人民的敌视；（四）这将证实苏联的宣传，分散美国的力量，从而合乎苏联的利益。”最后，这份文件指示各部门“在对中国的宣传中，强调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糟糕情况”，并借此使人明白“国民党为什么在那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容易被攻破。”这份文件很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准备抛弃台湾当局。
总统杜鲁门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台湾当局的协防要求。布莱德雷将军陈述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主张援助台湾。艾奇逊代表国务院反对，理由是这种援助将使美国在盟国中为难，英国、印度等大国已准备承认新中国。最后，杜鲁门仍决定美国对台湾蒋介石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安全会议的结果很快就通知了顾维钧。顾深为不安。
使顾维钧困惑、痛苦与不安的事，接踵而来。
当时美国陆军只有七个师，两个师驻西欧，四个师驻日本，国内只有一个多师。美军兵力不足担当苏美对抗，只要斯大林毛泽东结成伙伴，美国就更显得弱了。这一直是杜鲁门头痛的事。十二月底，美国得到密报，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冷落。艾奇逊认为有隙可乘，如能使毛泽东“铁托化”，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艾奇逊的主张，更合杜鲁门心意。于是，元月五日，在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访问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美国乘隙而入作文章，杜鲁门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全世界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摘引这个声明的最后两段如下——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没有野心。美国无意在台湾谋求特权优惠或建立军事基地，也无意利用其军事力量干预现状。美国政府不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美国政府不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意见。美国政府认为台湾的资源足以便他们获得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美国政府建议在现行立法许可范围内，继续执行目前的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方案。
杜鲁门这个声明的含义十分明确，它表示，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美国是决定退出中国内战了。同日，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进一步解释杜鲁门的声明。艾奇逊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关于美国基本立场的著名讲话，艾奇逊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是战后亚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贫困的历史潮流的一部分，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美国的援助只能起有限的作用，不能向别国人民提供“决心”、“意志”，和“对政府的忠诚”。艾奇逊重复强调，美国决不要干一些蠢事来取代俄国的“不令人羡慕的地位”，而要坚持“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就是美国的敌人”的立场。
同时，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准备撤出在台湾的侨民。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杜鲁门、艾奇逊这些话既是说给蒋介石听的，也是说给毛泽东听的。
上面这些消息，对于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钩来说，当然是十分令他沮丧的事。他还收到报告称，英国已经通知美国政府，它拟于元月七日或最迟于元月九日承认中共政权。这意味着英联邦的好些国家亦将陆陆续续跟随行动。在亚洲国家中，新年刚过，巴基斯但承认了中共政权，锡兰也于六日承认。接着是阿富汗和以色列。在欧洲，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迅速相继承认。许多国家对中共政权的迅速承认使他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外交代表而处于极不平常而且是十分尴尬的境地。
这些消息，使在美国的国民党人惊惶，也使美国国会中的“台湾帮”愤怒，宋子文十分担忧香港局势的发展，曾经一天给顾维钩打好几次电话，抱怨了一番蒋介石的过错之后。就是要顾大使为他解决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资产问题。胡适、蒋廷敝就忧心忡忡地来双橡园对顾表示关切事态的进展，并提出一些有用或无用的建议。被称为“台湾帮”的国会中共和党的领袖诺兰、史密斯、周以德和洛奇，都来与顾会面表示对政府对台政策的忿忿不满，他们决心敦促美国对台援助，并要在众参两院继续辩论。这时已来美国治病的李宗仁，还挂着代总统的衔头，要顾维钧作为大使安排其与杜鲁门总统见面。而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说接到蒋介石的直接来电，要美国不要给李宗仁贵宾礼遇，还有来美国已经一年有余的蒋夫人宋美龄亦须他关照。数日前，与蒋介石关系深厚的董显光特地到双橡园来转达蒋的口信，要顾在此关键时刻尽责，不要辞职。
在当前这种逆变的复杂情况下，顾维钧觉得，双橡园公馆的这个大使，是越来越难当了。
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国的代表，顾维钧对美国政府在二次大战后对中国政策的发展与变化是十分敏感而熟悉的。他是资深老练的外交家，当时被人称誉为“中国外交界的耆宿”，在民国政坛上活跃的时间最为长久。他三十岁时在一次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舌战群雄，即令国际人士刮目相看，那是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当时日本代表要无条件继承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作为中国代表的顾维钧当即发言，陈述应由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省权利之理由，把孔子比作那稣，把山东比作耶路撒冷，特别强调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圣城耶路撒冷。他此语一出，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法国总统克里蒙梭等均上前握手道贺。他以正义磅礴的发言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国家日后收回山东半岛留着余地，他以此名震外交界，此后他前后历经五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三任国务总理，担任过驻英法大使，现已担任好几年驻美大使。他与好些大人物打过交道，孙中山先生就是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顾的住宅去世的。他跟蒋介石打交道也有多年。他以为蒋介石最大的优点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可是他也熟知蒋的诸多缺点。近年来，特别使他遗憾的是，在新中国于大陆崛起，国民党节节败退时，蒋介石竟然如此不清醒，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苏美两国要打仗，因而中国将再次起到重要作用。蒋介石的引退及在台湾为卷土重来所做的各种努力，都是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为重要依据的。大战一爆发，美国就会积极恢复援助，盟军就会打来，蒋就会重返大陆，就像当年从陪都重庆重返南京一样。抗战年代，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卷入了二次大战，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得到了源源而至的美援；罗斯福为了战略的需要而让蒋介石作为第四大国领袖参加开罗会议，提高了蒋的声誉，蒋介石在当前的逆境中，还重温着当年的美梦，而美国一些知名人士也认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助长了蒋介石的幻想。顾维钧自己是十分清醒的，他赞同尼赫鲁先生的观点：在今后五六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各大国都已充分体会到进行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灾难和艰苦。因此，除非迫于无法克服的形势，任何政治家都不会诉诸战争。顾维钧遗憾蒋介石并不理解这种看法，由此造成蒋和国民党许多官员都相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这又导致了采取种种错误的政策。
清醒的人往往是痛苦的，顾维钧别无它法，只要一有机会就设法说服那些领袖们不要相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不要以为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重返大陆。可是，他说了多少话亦是徒劳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里，领袖的话往往被当作鼎撑危倾大厦的支柱。他只好无可奈何而已。
在杜鲁门元月五日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以后，宋美龄觉得在美国再也呆不下去了，决定元月十日回国。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飞离开大陆来美国的，那时她根本没有想到，那是她诀别大陆的日子。她如今只好从纽约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到马尼拉。蒋介石将派一架专机去马尼拉接她回台北；顾维钩特地到菲律宾驻美大使馆为她办理在马尼拉落地转机的手续。按照原定的计划，宋美龄来美国，是来活动美国向蒋介石提供三十亿美元援助的。她来的太不是时候了！蒋介石花了许多钱帮助共和党人纽约州长杜威竟选总统。共和党人在竟选中喋喋不休地指责民主党人总统杜鲁门执政没有向蒋介石提供必要的钱以打败毛泽东的军队。蒋介石还让顾维钧代表蒋特地向杜威授以特种吉星勋章。但是杜威在竞选中失败了。杜鲁门以微弱多数票再次当选总统。杜鲁门是不会忘记蒋介石在美国总统竟选中的所作所为的。
宋美龄这次来到美国，可再也不能像上次抗战期间她来那样刮起“宋美龄旋风”了。这一次，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人邀请她到白宫过夜作客。也没有人邀请她到参众两院发表激昂动情的讲话。只有退休的国务卿马歇尔把她当作私人朋友，接到私宅去住了几天。刚刚再次当选总统的杜鲁门不想迎合共和党的那伙“台湾帮”。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毫不客气地向报界透露，美国向蒋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三十八亿美元，可是仍然挽救不了蒋在大陆的失败。杜鲁门嘲笑他说道：“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龄吃了杜鲁门的闭门羹，无法像过去那样创造奇迹，她愤怒地离开了华盛顿，隐居到里弗代尔孔祥熙家的别墅里。
一九五零年元月十日清晨，顾维钧从华盛顿乘夜间火车赶到纽约，在达拉瓜迪亚机场为回国的宋美龄送行。他赶到时，她已经登上了飞机的舷梯。他还来得及与她握别。她请他在舷梯上同她合影。远看她身穿旗袍，仍是那副气质高雅、雍容华贵的样子。只是从近处端详，他才觉察到她脸色疲倦、哀愁，眼睛里黯然神伤。他耳边不禁响起昨日（九日）晚间，在朋友的安排下，她在纽约电台发表“向美广播演说”的声音：
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庆、上海或广州，我不是回到我们的大陆上去，我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的台湾岛去，台湾是我们一切希望的堡垒，是一个反抗异族蹂躏我国的基地。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打下去。我们没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