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宣布重新担任总统后，国民党进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危险的时期。

    （台湾，1950年3月—5月）

    如今的台北市中心，风格新颖、造型考究的高楼大厦鳞次柿比，使城市显示出现代化的氛围。这栋只五层楼面、耸有一高塔的建筑，在那些高楼群落中，已经不是最高最大最堂皇的楼房。这栋五层楼房，属于欧洲文艺复兴式建筑，楼身为钢筋混凝上结构，墙外贴红色面砖，结构严谨坚实，于一九一二年六月一日动工建造，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式竣工落成。从绘图到启用，历时十三载，在当时，是全台湾岛最宏伟壮观的五层大楼。在二次大战日本占领年代的末期，曾遭美国飞机炸毁。日本投降台湾收归中国，又于一九四六年间开始按原样重建。一九四七年完工，正逢蒋介石六十岁；当时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为讨好蒋介石，将此楼改名为“介寿馆”。不久，又当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从大陆撤到台湾时，这栋建筑仍不失为全台湾岛最堂皇的大楼。

    一九五零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宣布恢复总统职务，便选中了这栋楼房作“总统府”。这栋大楼是台湾岛上最风光的建筑，可是，当时在这栋楼里当总统，可并不是风光的总统。其时，法律上的代总统李宗仁赴美国后，以治病为名，滞留在纽约，住不起宾馆，就在新泽西州买了一所木匠的普通房子，当起寓公来。中华民国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退迁至台湾，其总统位置等于虚悬。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掌握着陆海空三军实权，这当然属于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合宪法精神；于是，蒋介石玩弄了政治手腕，重新戴起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帽子。说实在话，当时台湾岛的形势危如累卵，也有人形容它“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这个总统也不是好当的，也可以算是勉为其难、苦撑危局了！

    台湾岛的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但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六百万。经济上，在一九四九年刚刚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可是，一下子从大陆退涌来二百多万军民，人口骤增，经济恶化，生产失调，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根据台湾政府当局颁布之平均物价指数，一九四九年的物价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七千余倍。但据台湾经济界人士严演存先生计算，涨幅不止于政府公布的数字；他记得当年小贩在巷口唱：“油炸脆散子，每只八千块，要买呵，快买呀！”而抗战胜利那年，此类小食，每只不过一二毛钱。严先生说，就此项物品而言，涨幅是四万至八万倍之间！此种涨幅比大陆上的金圆券，是小巫见大巫，民众百姓，已苦不堪言。

    与经济状况一样严重的，是人心不稳。当时，有过大陆上溃退经验的外省人，许多人已产生了“恐怕快完了”的心理；有的已在私下暗说“天快亮了”。有的从大陆迁台的企业家，机器设备刚运到台湾，终于放心不下，又高价雇船，将机器迁到南美去了。有的政界人士，也纷纷出走海外，如曾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就寓居巴西；担任过东北大员的熊式辉，也滞留香港，不愿来台。

    蒋介石的正统传记撰稿人董显光，对蒋恢复总统职位，是这样说的——

    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荣已过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从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

    蒋介石恢复总统职务，其实也是在明眼人意料之中事。这种“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已经在早年政治生涯中用过两次了，并不显得新鲜。这次，面对台湾岛“危危乎殆哉”的实际情况，他是像陶希圣所说，“明知其不能也要为”。

    蒋介石耍了政治手段重新上台，因而格外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反应。流亡美国的政治对手李宗仁的反应，是蒋介石意料之中的。宋美龄从英文电讯中得到消息，美国各报刊刊登了李宗仁的发言人甘介侯的声明。甘介侯代表李宗仁声明邀责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称之为违宪行动，理由是蒋介石将总统职务移交李宗仁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平民。甘介侯向记者们问道：“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中国总统？”

    蒋介石得知，只是苦然一笑。他宣布正式复职的当日，便给李宗仁发去一封电报，通知李，由于时势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三月一日在台北复任总统，希望李以副总统的身分在美国作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李宗仁通过甘介侯作如此反应，他并不惊异。

    蒋介石更为关注的是美国当局的反应。当他在三月一日宣布“复职视事”的当晚，从外交部长叶公超那儿得到报告，称美国总统杜鲁门仍将于三月二日中午在白宫宴请并会见李宗仁时，他的反应已是从痛苦而至愤怒，可是却不能对外发泄出来；他只能让叶公超嘱咐驻美大使顾维钧，要尽快详细向台北方面报告杜鲁门请李的宴会及招待会的情况。叶公超特别关照顾维钧，委员长特别急于了解杜鲁门总统是如何称呼李宗仁的，是否称李为代总统。

    在三月二日上午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杜鲁门总统，他将如何并按什么身分接待李宗仁。这正是美国记者的特点，越是令人为难的问题，他们就越爱问。杜鲁门总统当时答复说：“作为中国的代总统。”当记者问到他是否知道蒋委员长已经恢复总统职位时，杜鲁门答复说，他一直没有同委员长直接联系。

    三月二日这天一大早，叶公超外交部长又给顾维钩大使来指示说，如果杜鲁门的午宴是把李宗仁作为代总统而举行的，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就根本不要参加，并向美国务院正式说明不出席的原因。顾维钩接到指示后判断，这是委员长在台北见到甘介侯攻击他的声明而命令叶发出的指示。顾维钩是一个老练而成熟的外交家，他觉得蒋介石这个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如果顾按照指示办理，他觉得将会引起一场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政治风波，会使情况对台湾当局十分不利。顾维钧还是决定出面陪同李宗仁与甘介侯去见杜鲁门，并在驶往白宫的汽车里，与甘介侯商量由甘出面介绍李宗仁的身分。当时白宫在修缮中，杜鲁门以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为总部。会见与宴会是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参加宴会的除了杜鲁门、李宗仁、顾维钧与甘介侯，还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国防部长约翰逊。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述，“杜氏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氏交一言。”

    宴会结束后，杜鲁门总统首先步出宴会厅，李宗仁跟着出去。顾维钩正要陪李往前走时，艾奇逊忽然伸手扯住顾说：“我们在这边谈一谈。”艾奇逊并请甘介侯为李和杜的谈话作翻译。这样，顾维钩被艾奇逊拉住，与约翰逊一起在大客厅里谈话。李宗仁和杜鲁门得以避开顾维钧，在小客厅里谈话。其实，据李宗仁透露，杜鲁门也只是对其说了一些礼仪上的话。杜鲁门说，现在发生的情况他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李必须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言语之间，李宗仁得知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李觉得别的内容就不必谈了。但是，作为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被排除在李宗仁。杜鲁门的谈话之外，这显然是事先的安排。蒋介石及其在美国的亲信，对此十分恼火，然而却无可奈何。

    美国人其实是对蒋介石耍了一下手腕而已。在当天晚间，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英特发表声明说，国务院收到了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声明还说，关于谁是中国总统的问题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的问题。

    蒋介石复职以后，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面对两卜千多名高中级干部，作了一次动人的演讲，说动人，因为蒋介石作为独裁者，多年来讲话都是训人的。这次演讲，调子截然不同，听众没有受到训斥，而是蒋介石以总裁及总统的身分，作了对自己的痛定恩痛的检讨。演说要点是：（1）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说了这番动了感情的真话，能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听他这次演讲的国民党干部，亡命海外，同病相怜，多有落泪者。

    复职以后，蒋介石急切地采取措施，安定台湾局面。在人事上，他让陈诚代替阎锡山，出任新的行政院长，组织台湾内阁。重用美国人欣赏的吴国帧及孙立人。他复职前已任命吴国帧接替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复职后任命孙立人担任重要的陆军总司令一职。海军司令不变，由桂永清担任；空军司令由参谋总长周至柔兼任。并发布由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功高的老将何应钦、顾祝同等均靠边站。三军首领年轻化，也算是蒋介石对军队的一项“革新”。

    四月底，他还让行政院发布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这一措施，刹住了当时台湾岛上的外逃风。

    在蒋介石复职前后，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早在一九四九年夏秋间，当严家涂任台湾省财政厅长之时，将市制改为新台市，以从上海偷运来的二百万两库存黄金为准备，限额发行新台币二亿元。每新台市一元合旧台市四万元，每五元新台币合一美元。此项市制改革，遏制了通货膨胀，使之不演变为恶性。蒋介石还通过陈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在以前，台湾佃农要缴纳高达收获量的五成至七成给地主。从一九四九年底开始，搞土地改革实行“三十七点五减租”，也就是“从佃农的收获量中减除肥料等实际费用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则由地主与佃农各分百分之三十六点五的平均分配方式。”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和抗战初期，中共都曾促使和希望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但都遭到蒋介石反对。亡命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尽管为时已晚，还是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蒋介石这些措施，对于发展台湾经济，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在治安方面，蒋介石的措施更为严厉。除了上面说的实行出入境管制，同时，禁止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管理书刊出版。是共产党人者当然枪毙。左倾或者有些牵连者也是长期坐牢或甚至枪毙。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不必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叮，是枪毙人的刑场；在那些岁月，频频传出枪毙“匪谍”的枪声。那时的大逮捕大屠杀，令人恐怖异常。

    就在蒋介石复职视事的一九五零年三月间，发生了震惊全岛的台湾最大两企业台糖、台电事件。台糖公司的总经理沈镇南、人事室主任林良桐被枪毙，部下多人被判刑。沈镇南之罪状，据说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来接收；准备以台糖铁路供共军登陆用。但熟悉沈镇南总经理的人，没有人相信他会是共产党。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一个职员严惠先也均被枪毙。刘晋任的罪状闻说是：（1）其于在台大因参加左倾团体被捕，刘保释出狱后纵之赴大陆。（2）随翁文灏投共的台电董事长陈中熙曾经有信写给刘。（3）严惠先于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方来台，有通共嫌疑，而严住刘家，刘对之甚亲，有以女许之的谣言。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台糖、台电的案件，根本还构不成什么罪名。台湾这两大公司的总经理们，只是被当局寻一个借口枪毙而已。为什么要枪毙他们？主要与他们的顶头上司有关。当时主管民国公营事业的资源委员会正副主管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先后投奔了大陆新中国。而台湾公营事业的主管均系翁文灏等委派，或追随甚久，对翁、钱、孙之向心力甚强。钱昌照、孙越崎从香港起义到北京后，受到新中国重用。担任过行政院长的翁文灏，在撤出大陆时不愿跟随蒋介石而寓居香港观望形势。台湾当局请翁由港来台，如不欲来台，由经济部长刘航琛致赠美金五万元，请翁赴法国研究及讲学，以免翁文灏北上投奔新中国。翁文灏到法国，住了一年多，思乡心切，向往新中国，终于叶落归根，辗转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的热烈欢迎。当时台湾当局深恐台湾公营事业的高级主管人员受钱、孙、翁等的影响，特以最大的糖、电两企业开刀，杀鸡给猴子看。

    当时台湾当局还称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如吴石案、蔡孝乾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等，一九五零年上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连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课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对大陆，蒋介石向国民党空军提出了“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了对东南沿海城市、港口和船只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群岛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华东乃至武汉。在一九五零年一二月间，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及华东沿海港口连续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解放军三野部队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二月六日，在有名的对上海的“二六大轰炸”中，国民党空军机群分四批轮番轰炸发电设施。炸死炸伤上海市民一千四百多入，使上海电力丧失百分之九十，多数工厂停产瘫痪。使蒋介石恼火的是苏联空军协防上海，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于一九五零年二三月间派出一个空军师到上海、徐州担负内地防空任务。该师装备了米格15和拉12飞机共九十九架。当时，先进的米格喷气式飞机在上海机场出现使国民党军十分惊慌，国民党空军连续被击落五架飞机，从此，已不大敢进入上海地区。一九五零年五月，解放军空军在南京组建空军第四混成旅，终于有了一支可以配合陆军作战的空军力量，五月间，可以用于侮上作战的华东海军第四舰队也在上海组建，装备了大型坦克登陆舰10艘，中型坦克登陆舰9艘。大批的船只也在浙东、苏南沿海集结。

    蒋介石已经得到消息，解放军三野陈毅、粟裕部队正积极准备对舟山群岛的登陆作战。正在这时，五月一日传来消息，林彪四野部队已全部攻占海南岛，薛岳十万守军只撤出三分之二。蒋介石判断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对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国民党部队在舟山的守军有十五万人，是国民党仅剩的陆军部队的三分之一，亦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如再蒙受重大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加困难。

    五月十一日，蒋介石给在舟山的国防部副参谋总长郭寄峤、浙江省政府主席兼舟山群岛防卫部司令官石觉写了亲笔手谕，部署秘密撤退，规定“明（十二日）晚间即应开始登舰，井期于本月十五日至迟十六日上午，必须完成全部工作”。

    十一日晚二十一时，蒋介石在上床睡觉之前还觉得不放心，又动笔写了一条手谕要舟山撤退注意灯火管制：“想起各运舰灯火必须一律管制与熄灭灯光，千万注意实施为要。”

    五月十三日，舟山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十二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两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花费了四千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被彻底炸毁。

    五月十六日，解放军发现国民党从舟山撤退，立即以三个军的部队渡海，十六日占领了舟山本岛。

    海南岛失守，舟山群岛撤守，毛泽东的下一步棋就是进攻台湾岛，台湾顿时进入战时状态。台湾是不是守得住？已经成为台北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有人说，三百年前荷兰大鼻子都抵挡不了郑成功的海师，从大陆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能够确保台湾吗？！台湾岛上，沉浸着一片悲观与惶恐的气氛。

    一九五零年的六月，国民党进入它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中央日报》的社论也在大声疾呼：“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而蒋经国主持的政治部，发动各部队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要做到“成功成仁誓为国死”。

    蒋介石为了台湾防卫，从日本请来军事将校一批，其中包括前日本华北派遣军根本博中将。蒋还亲自跟日本将领去澎湖察看，商讨防卫计划。

    六月五日，蒋介石在“台湾保安司令部”官兵大会上宣布由吴国帧任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任副司令。蒋在大会上向官兵们训话，声称防守台湾已完成集结兵力，军事上已无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维持台湾的治安，必须组织民众肃清中共地下人员，才能守住台湾，“光复大陆”。

    蒋介石接着又开杀戒，杀了几个大人物以镇压人心。先以通共罪枪毙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中将，接着，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判处原浙江省主席陈仪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