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与中国是分量最重的两极，东欧各国则是重要的一翼。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欧各国开始进行各自的经济试验，形成了所谓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其基本理论模式被通称为“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由波兰裔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1904~1965年）最早提出的。苏联的命令经济体制在20世纪20年代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怪异形式建立起来后不久，它的低效率弊病便已暴露出来。以此为背景，20世纪20至30年代在西方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反对派”与“社会主义同情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在这场被称为“社会主义论战”的争论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信息机制无效率为主要理由，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行性。当时流亡美国、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兰格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日后被称为“兰格模型”的理论模式。他在193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放到了一起，主张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在国有制下，引用竞争力量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在这种体制中，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律，因此兼具了公有制与市场运行的双重特征。按兰格的看法，在这种颇为“唯美”的体制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就能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样，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帕雷托最优”。

    兰格的这一理论模式继续遭到哈耶克的批判。后者以《社会主义的计算》等3篇论文，论证“兰格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认为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直至晚年，兰格还致力于研究控制论和计算机在经济计划上的使用，而不改“计划经济有效”的初衷。他在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写道，由于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如果我今天重写我（1936年）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了。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把联立方程式放进一台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1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都已过时。我们大可以把它看做电子时代以前的一种计算装置。”总之，兰格至死都认为，用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应当是和市场配置具有相同效率的，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下，计算速度太慢，只好由国家计委用模拟市场的办法来规定价格而已。吴敬琏曾经评价兰格与哈耶克之争说，“这场争论一直在理论讨论和改革实践中回响”。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风行一时，各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这一模式的变型。

    于是，当7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把目光投注到东欧的时候，马上就发现了“市场社会主义”。而让他们惊喜的是，这个模式似乎并不陌生。按吴敬琏的看法，在中国学者中，孙冶方的经济思想与之颇有神似之处。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叙述过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不久之后，就出现了类似苏联那样的弊病。孙冶方在1956年提出要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便是寻求突破的大胆设想，而其基本理念正是，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提高利润指标的地位，以此发挥企业的能动性。由此，他设计了一个“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投资的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经营上的自主权。由此可见，孙冶方的模式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1964年，他的这一主张被当成是“修正主义”而遭到了严酷的批判。如果从理论根源上看，“极左”理论家康生说他想当“中国的利别尔曼”倒也不算是“冤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孙冶方得到平反，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绝大多数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认同他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在意义重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公报》便明确提出，“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从此，“放权让利”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重要主题。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共识和大背景下，中国学者蓦然发现，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一直在进行类似的改革试验。这自然让他们顿生知音之感并很振奋，以为有“经”可取。

    1978年11月底到1979年1月，孙冶方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走访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数次交流。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在一次座谈中，南斯拉夫的学者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这时，考察团团长宦乡指着在座的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同志”，现场一阵惊喜，南斯拉夫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

    后来在无锡的会议上，孙冶方专门做了一个考察报告。他特别欣赏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制度，在那个国家有2.5万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相当于一个车间或分厂，是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直接面对市场，通过市场来协调企业之间的产供销合同。孙冶方举例说，我国的物资部门派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大使馆出面联系其相应的单位出来接待，结果被告知，该国已经没有物资供应这类机构了。中国方面很吃惊，问：“如果工厂缺乏动力和原材料由谁来解决呢？”他们回答：“如果这个工厂连动力和原材料供应还没有解决，那么这个工厂就不用办了。”孙冶方认为，这种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以销定产”模式大大好过“以产定销”的计划模式。

    1979年11月，于光远和刘国光等人考察了匈牙利。他们这次考察得还要细，在3个星期里举办了21次座谈会，接谈了参与匈牙利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相关经济部门的领导以及工厂经营者等等，分别形成了3份调查报告。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从1962年开始，其间颇多曲折也很有成效，特别是该国经济学家对短缺经济的研究与对策，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仅仅走出去考察，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把专家请进来。从1979年年底到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他们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和瑞士籍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

    1921年出生的布鲁斯（1921~2007年），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兰格理论的重要传人。他提出的“含有可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被称为“布鲁斯模式”。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是受中科院经济所的正副所长刘国光、董辅邀请来华的。赵人伟和吴敬琏参加了接待的准备工作，赵人伟全程陪同。

    据记载，1979年的最后一天，社科院经济所四楼会议室挤满了人，布鲁斯在这里宣讲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会前，赵人伟执笔拟定了一份问题清单，油印出来提交给布鲁斯。这张清单上的问题表达了中国经济学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一）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大体上有多少种？这些模式各有什么利弊？你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哪一种模式更值得我们作为经济改革的借鉴？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如何利用市场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有什么区别？对西方经济学界有关“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聚合趋同”等说法应如何评价？

    （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如在计划、资金、物资、劳动、价格等方面，应给企业多大权限，才能使企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又不至于造成全社会的盲目性？从东欧的经验看，有没有一个大体的理论界限和数量界限？

    （四）经济改革的步骤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采取什么步骤比较顺当？特别是改革应当怎样起步？我们这里有以下几种看法：（1）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2）从组织公司即扩大公司的权限开始；（3）从调整税制和物价开始；（4）从改革计划体制开始，即从减少指令性指标入手。根据东欧的经验，从哪里着手比较合适？

    （五）成立公司以后，公司与企业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如何调节比较好？特别是政府应如何领导或指导公司的经济活动？成立公司后工业城市的经济应如何组织和管理？

    （六）对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应如何看？实质是什么？彼此的关系如何？

    （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应该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苏联和南斯拉夫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你认为哪种看法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

    （八）对苏联1965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1979年的改革新决议应如何评价？

    （九）南、匈各国经济都比较重视市场机制，但都存在消费过度、通货膨胀、外贸逆差、外债增多、赤字预算等通病，应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毛病？

    （十）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都存在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虽然经过改革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布鲁斯当然无法解答上述的每一个问题，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了对经济改革的认识。

    他认为，经济决策有3个层次：一是宏观经济决策；二是企业决策；三是家庭决策。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则有3种模式——“苏联模式”、“匈牙利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布鲁斯倾向于“匈牙利模式”，也就是只在宏观层面集中，不在企业和家庭层面集中。

    在1979年的当下，布鲁斯的那些观点在吴敬琏和赵人伟听来，非常耳熟，他们告诉布鲁斯，在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与他非常相似，他就是孙冶方。布鲁斯所提出的“分权模式”，和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在吴、赵的陪同下，布鲁斯去协和医院看望了病中的孙冶方，两人用俄语交谈，一见如故。

    赵人伟等将布鲁斯的讲话整理出来，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极大的兴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出面和他交流经济改革意见。布鲁斯当时的身份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中央高层并不避讳，可见求贤与思变之心切。正是因为布鲁斯访华的成功，接着促成了另外一个流亡经济学家的到来。

    奥塔·锡克（1919~2004年）是一个比布鲁斯更“敏感”、名气也更大的人，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也是捷文版《资本论》的译者。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提出要创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模式”，“再也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要保证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个改革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便由锡克主导，他时任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被称做“捷克经济改革之父”。这场改革被苏联认为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嫌疑，便于该年的8月20日悍然出动华沙成员国的军队进入布拉格，逮捕捷共和政府领导人，酿成轰动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在西方学界，这一事件被认定为“冷战”和苏联集团解体的转折点。锡克当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因而幸免于难，他随后流亡瑞士，在圣加仑经济社会大学任教。

    锡克比布鲁斯有更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在西方流亡呆的时间也已长达10年，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经济学家。流亡期间，他相继完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等多部论著，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寻求在西方自由市场和“苏联模式”的命令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锡克在华讲学期间，吴敬琏全程陪同。他先后讲了7次，还去上海、苏州等地访问。每一次锡克讲学之后，吴敬琏和中央编译局的荣敬本都做出一份1000字的简报，送给社科院领导，再由他们上达国务院领导。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看了简报以后，认为锡克既有改革理论，又有实际经验，很值得从他那里学习，并要求组织一次经济领导干部与锡克的座谈会。

    在经济改革的理论上，锡克较之布鲁斯，更趋于自由化。

    在当时，价格改革难题——这其实也是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主题之一——正困扰着中国。锡克在座谈中提出，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效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即先全面调整价格，接着在一年后全面放开价格，先调后放，建立自由价格制度。在讨论中，曾经在建国之初当过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提出，价格改革是很难计算的，因为它们之间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奥塔·锡克说，可以用投入产出表，经过多次计算得出各种产品的生产价格或资金、劳动“双渠价格”。这套价格当然不会很准确地反映市场价格的程度，但是比较接近，再根据计算出来的价格作一次全面调整，就可以保证第二年放开时震动比较小。吴敬琏说，锡克的建议以及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使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接触到一些真正改革实务层面的东西了”。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锡克的建议非常重视，当即决定建立国务院价格问题研究中心，由薛暮桥、马洪负责，聘请锡克推荐的捷克专家介绍当年他们如何计算“影子价格”的经验，研究制定调整价格和进一步放开价格改革的方案。后来，奥塔·锡克推荐了两位专家到中国来开讲习班，培训物价改革人员。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吴敬琏带来很大的震动。他原本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而布鲁斯和锡克却告诉他，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一揽子改革优于单项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很容易在中途发生经济波动。这些观点成为吴敬琏日后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时所长期坚持的理念。

    此外，布鲁斯和锡克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忠告，他们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对这层意思的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到更迟的时候才有所感悟。

    这两位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方向，那就是进行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他与荣敬本和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刘国光、董辅等下决心，在中国创立比较制度分析学科，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而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组织翻译了众多比较经济学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著作及文章，还在1985年创办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吴敬琏、赵人伟和荣敬本担任主编。这些引进和比较研究工作，为中国改革经济学的成熟别开一番天地。

    不过，对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细研之后，中国的学者却陷入了更大的困顿，那就是，他们的改革理论尽管各有新意，然而并没有彻底地跳出计划的大框框。比如，布鲁斯把价格看成国家可用来调节经济的杠杆，而这样一来，价格就会失去它的参数作用，变成一个可以由行政机关决定的指标，所有生产者都只能作为一个被操纵的工具。锡克的价格改革方案似乎也有“死穴”，他把宏观的总量计划分得非常细，细到在财政预算中的各种经费、行政费、投资、人头费、集体消费等等，这才能保证需求分配的均衡，而这在吴敬琏看来，又与原来的计划有什么区别呢？更重要的是，从实际的改革成效来看，东欧经济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造，各国仍然是困难重重。

    1981年冬，吴敬琏和荣敬本合作完成了一篇题为《布鲁斯和锡克的经济模式述评》的长篇论文，对6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模式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评价。他们认为，自1930年全盘集体化的“斯大林经济模式”确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未曾解决和有待探索的一个课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第一个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中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进行了深度和角度各不相同的改革，这些改革模式最终都无法用成功来定义，对于中国改革来说，它们有借鉴的价值，却无法“拿来就用”。

    由此，两位顶级的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在中国刮起了一阵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旋风。然而，中国的学者们似乎仍然没有找到理想中的那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方”。东欧经验既让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失望地看到了巨大局限性，同时也突然触摸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式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更急迫的任务出现在了吴敬琏的面前：孙冶方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必须要把他那个打了85遍腹稿的论著及时地抢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