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16日，“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在江苏无锡举办。吴敬琏没有到会，不过却和周叔莲、汪海波一起递交了一篇重要的论文。
这是建国之后的第二次价值规律讨论会。选择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明显带有强烈的寓意性。就是在整整20年前的1959年4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饭店主办了一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此后岁月，不堪回首，当年所有的与会者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江苏无锡，又正是当年主事者孙冶方的家乡，会议在这里举办，也算是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个致敬。
20年前的重要参与者，除了已经去世的顾准等人，再次重聚在一起。经历了无穷的跌宕与磨难之后，人们重拾话题，感慨万千。孙冶方时年71岁，已被确诊患上了肝癌，自知来日无多，他的堂兄薛暮桥也已是一个75岁的老者了。而当年坐在角落里充当笔记员的风华青年吴敬琏等人也都年近半百。
在开幕式上，为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的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坐在一旁的孙冶方当即接下话头，提出还要“五不怕”——不怕批斗，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接着他又说，不但要“五不怕”，最要紧的还有，要给被批判者以说话的机会。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
这次会议的与会人数多达400位，让大家叹息的是，20年一瞬息，讨论的命题似乎还是从原地出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吴敬琏和周叔莲、汪海波提交的论文是《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他的观点基本上延续了20年前张闻天、薛暮桥等人提出过的，当时又为孙冶方、马洪等提倡的“对企业放权”的思想，强调企业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要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建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企业之间的竞赛设立“同一起跑线”。
他后来回忆说，在行文过程中，他斟字酌句，为了不越过依然存在的“雷池”，还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竞争”这个词汇，而代之以“竞赛”。
就当经济学家们在无锡讨论价值规律的时候，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却正在发生着一场激烈的论战，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场经济政策大争论。论战在两个“战场”展开，一个是在改革派与计划派之间，另一个是在改革派内部。
争论的焦点是同一个：如何看待改革以及如何防止经济失控？
进入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鼓点的敲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这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据《中国经济年鉴》披露的数据，1979年中央财政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很快，社会上出现了物价普遍上涨的景象，到1980年年初，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
对此，一些计划派人士开始攻击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物价上涨就因为政府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所以，必须重回统购统销的管控路线，一旦放弃计划，势必天下大乱。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派是有共识的。孙冶方抱病写出3万多字的《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解释政府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调整农产品价格，而是因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他认为，要压缩投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将现行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同时，他提出要严格地划分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界限，属于追加投资部分的基本建设，要集中于中央和各省市来掌握，另外还要加强合同制，修建单位和承建单位必须签订详细合同，然后严格执行，违者必须受到制裁，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等等。
与孙冶方持相似观点，并在第一线与计划派交战的是在计委经济研究所任顾问的薛暮桥。
薛在个人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国家计委的一些做法：在经济建设上，一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超越国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在编制规划时，凭空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后来到1985年实际达到4679万吨）的高指标，以此为目标，提出要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八大煤炭基地”等过高计划，1978年基建投资一加再加，并且不顾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能力的限制，一窝蜂地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到处停电缺煤，财政也发生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当时我和一些同志议论时曾经说，这不又在搞“大跃进”吗？
薛暮桥的观点是，必须下决心调整，从走过头的地方退回来，坚决把6000万吨钢的高指标降下来，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努力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并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他还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总是说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改造是完全成功的，但问题不少，问题不仅是搞得“太快”，而且是搞得“太彻底”了，使生产受到破坏，发展缓慢。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但过去有一种为革命而革命的倾向，认为革命越彻底越好，结果有时候破坏了生产。1979年7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报告，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计委内部，反对薛暮桥的声音很大。他们认为，发展重工业是客观规律，重工业比例总是越来越大，农业越来越小，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提高积累才能提高生产增长速度。他们特别不能认同薛暮桥批评社会主义改造“太彻底”的看法，认为怎么能批评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呢？于是，计委的高层开始组织部署、准备材料批判薛暮桥。
薛暮桥的观点得到了陈云等人的认可。早在三年大灾害之后的1962年和再度复出的1972年，陈云就两次提出过放缓重工业投资，加快与民生有关的“吃穿用计划”的实施，可惜都遭到了迷信“钢铁元帅”的最高层的反对。1979年3月，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出任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统管全国宏观经济，他们对薛暮桥的观点表达了支持。1980年4月，中财委秘书长姚依林被派往国家计委接任主任，制止了对薛暮桥的批判，至此平息了计委的内部争论。9月，新成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被任命为总干事。
按理说，“改革派”在这场大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不过“改革派”内部却在如何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双方的代表人物，一是当时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远，一是薛暮桥。
于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原因是体制，所以光是调整是没有成效的，应该先改革体制。
1979年前后，于光远发表了若干篇文章论述他的观点，提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期，这种寻找合适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研究，尤为重要”。那么，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新体制？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却指出了方向，那就是“唯生产力论”。他在《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写到：“凡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赞成，就支持；凡是虽能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不大的，我们就不能那么赞成，不能那么去支持；凡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不赞成；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只有持这样的基本态度，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这是任何社会里都起作用的客观规律。”
同时期，于光远还写了另一篇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认为“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此文先是在《财贸战线》发表，于光远觉得影响不够大，便又交《经济研究》重新登了一次。在说明为什么要重登的附记中，他一口气用了29个问号，其中不乏十分尖锐的问题，如：“以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最终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所依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规律是否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顾这个规律，会受到一些怎样的惩罚？”“怎样看待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为什么对我国经济带来这么大的损害？为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怎样看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的问题？”……
对于于光远的这种观点，薛暮桥明确表示反对。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当时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应当把改革而不是调整放到首位，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改革应当为经济发展服务，它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应当取得促进经济正常发展的良好效果，否则容易遇到挫折。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综合薛暮桥和于光远的观点可见，他们都反对僵化的计划经济，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贯战略，其分歧在于，薛暮桥认为应该“先调整，再改革”，只有首先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为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于光远的观点则是“先改革，再调整”。
当时，决策层正在讨论一个宏观治理的“八字方针”，薛暮桥等人认为，治理的顺序应该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于光远则认为应该是“改革、调整、整顿、提高”。于是，到底是“调整”还是“改革”放在第一位，双方发生了争论。因为观点上的南辕北辙，于、薛之间一度闹得颇不愉快。
在这场论战中，晚一辈的吴敬琏有自己的看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他同意于光远的观点，而在调整问题上，他则认同薛暮桥。他认为，在当前投资过热及物价上涨的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体制改革很难向前推进，而只有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创造这样好的环境。不过，他还认为，调整应该在改革中进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一文中，他说：“即使在以调整为主的时期，也不能只强调集中，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也需要审时度势，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体制改革。这种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不仅对于做好调整工作是必要的，对于做好将来条件具备时大改大革的准备，也是必要的。我们在当前的调整为主的时期进行改革的试验，摸索到比较多的经验，就可以制定一套比较好的全面改革方案，从而保证根本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这段论述中，吴敬琏其实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调整；第二，调整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第三，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大改大革；第四，我们迄今没有一套全面改革方案。
晚年的吴敬琏回忆说，当顾准所说的时机终于来临时，我们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却是那么的不足。人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改革如何进行，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代替旧的经济体制却还在苦苦的探索之中。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采取某些放权让利，在微观层面进行小改小革的层次上。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察，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策层及理论界有一种论调，即高速度是改革的，低速度是保守的；放权是改革的，集权是保守的；不怕通货膨胀是改革的，担心通货膨胀是保守的。
在“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的时候，中国处在国贫民穷的严峻时刻，中央财政枯竭，物资极端短缺，城市工商业处于瘫痪境地，因此，绝大多数的执政者及学者都把精力集中于如何增产增收以及如何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上。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反思是不彻底的，甚至，很多人依然沉迷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一五情结”。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教授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到2003年，吴敬琏在写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当时的现实和宏观环境之下，人们不愿意把体制这个“铁锅”一下子打破，只是希望在最小的震荡范围内逐步地改变不合理的一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国就选择了一条务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的道路。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需要一个改革的参照体，它不可能在体制全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去寻找，而只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去发现。苏联式的道路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便成了唯一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