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应写这本书的那一秒钟，就知道我写不出来。

    开始，我是求朋友帮忙。我们准备先聊，然后再找人整理，但是还没聊到上大学，就已经离交稿的日子只差一个月了。

    我只好耍个花招，让几个好朋友都帮我写一点。当被约稿的朋友问我写什么，我就不要脸地说，“写我”。大家都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只有刘索拉跟我开玩笑，说：“那我不写你，写我，行吗？”真是小巫见大巫。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献给生我养我的人：母亲章含之和父亲洪君彦。

    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国啃的一嘴泥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脸上做出非常严肃认真的表情，把不大的眼睛瞪圆，小嘴巴撅起，薄薄的嘴唇紧闭，身体不时摇摆以便显示我在从各个角度观察面前的选择，像专业人士一样。这是1998年11月，我头一次为《ILook 世界都市》挑选封面。

    康明手里有两张封面：左手举着的是金黄色调，一个纯洁的女孩肩上扛着麦穗，白色的衣服几乎是围在身上的，有点像古罗马的装束。女孩的脸是个侧面，有一个像蒙娜丽莎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头上有一个用柳树枝编的花环。右手的决然不同，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上面有一个蓬头散发的女孩，双眼警惕地凝视前方，一种紧张的神态，身上黑色的衣服没有任何细节，两只胳膊半张，也是一种神经质的姿势。

    “你觉得哪个好？”我问利丰雅高分色部的头儿，潘先生。

    “这个吗，要看你喽。”小潘是那种可以去外交部礼宾司当司长的商人，说话滴水不漏。

    “你觉得哪个更好？”我追问道。

    “这个金黄的嘛，和你原来ILook 的风格比较近似；那个黑白的嘛，比较有个性。”在他的脑子里话已经很清楚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两张都不能当封面，金黄的这个还凑合，和你杂志勉强有点关系，那黑白的纯属于瞎胡闹，想都别想。”

    可那个时候我还是属于热血沸腾的阶段，不具备听明白这种话中话的能力，我当时的理解是，这个看过无数封面的香港人觉得我两个封面都不错。

    “你说呢？”我问康明。

    康明是我们的美编，他是一个小个子，说话有一丝非常好听的四川音。他还会眯眯笑，而他笑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能拒绝他的。这时候他笑眯眯地说：“你说了算喽，我都喜欢。”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当主编真牛，能让一张破照片挂满全国成千上万个街头。

    我刚接手ILook 的时候，我们整个后期几乎都是在印刷厂做的。我们每次都是大队人马杀到蛇口，有美编、责编、主编，美编还经常是两个两个地派去。到了就去利丰的分色车间，霸占两台上好的苹果机，把还没有排完的刊物就地做完。一般这时候美编身后还坐着一个责编或主编什么的，没完没了地下修改指令，“这个再往上点”，“那个再往左点”，“把这个模特的腿再修细点”……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我还是决定不了到底哪张照片当封面。潘先生和康明困倦得直揉眼睛。我们当时坐在利丰为客户准备的小会议室里面，这个房间有一面玻璃墙，外面是像足球场那么大的利丰办公室，而现在已经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一个看守的保安，哼着粤语流行歌曲在外面走来走去。我其实也应该是疲惫不堪了，但是兴奋让我根本没有累的感觉。

    “明天封面必须要出来了，”潘先生提醒我，“我先回去了，你慢慢看吧。”

    mpanel(1);他走了之后我又把封面放到会议室的书架上，那上面有很多女性刊物，全国彩色印刷的刊物中有80％以上都是在利丰印的。

    “是不是黑白的更显眼一些？”我问康明。他打了个哈欠，“嗯”了一声。

    “那就是它吧，”我说，“咱们就得有点个性。”

    书终于出来了，我的第一个封面。一个模糊的、神经质的女孩，一副恐慌的表情出现在280 克铜版纸，过UV、加膜的封面上。我骄傲地把刊物交给我的伙伴。

    “啊，”他惊讶地看着封面，“谁选的封面？”

    “我。”

    他想了想说：“显然，ILook 马上要起来了。”

    “真的？！”听了这话我高兴得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

    “肯定。”他笑着，坚定不移地说，“因为我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封面，ILook已经跌到底了，所以只能往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