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国啃的一嘴泥（二）

    从国外回来的人刚开始都有点优越感，走在王府井茫茫人海中，我们总觉得比别人高一截。一般来说，这种优越感在两年内会被撞得支离破碎，如果你还能保持你的自信，还能坚持下来，那你就说不定能混出来了，真的能出人头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为有三条感觉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着不懂法文的人。二来我在纽约上的中学，我上的大学是罗斯福和肯尼迪两任美国总统夫人的母校，在这种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里？就更不用说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了。最后，我有十几年的商业经验，而国内哪个编辑又能够如此精通商务？看样子办刊真是非我莫属了。

    而实际上我的办刊能力是王府井街头任何书报摊贩能一语道穿的。我到现在后悔自己没有能够早点觉悟，办刊交的学费远远超过了留洋的学费。

    我的大学，瓦瑟大学，坐落在纽约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个工业小镇上。学校外面一片萧条，除了快餐，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没有。而希腊船王的后代经常开着敞篷奔驰在镇子附近飙车。全镇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经失业，痛恨另类和移民的“红脖子”，学校一半的男生是同性恋，瓦瑟大学是美国惟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大学。

    马修·瓦瑟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于1861年建立了这个女校。原来应该是培养夫人的“完成学校”，就是给有钱人家的女孩再涂上一层文化外衣，完成一下。

    我是瓦瑟大学84届的毕业生，而我上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和其创始时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远了。

    我是9 月的一个下午扛着铺盖卷入校的。由于是转校生，没有来得及选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舍一个拐角里的小屋子。

    这里每个宿舍楼都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里面。学生们叫她们为“白衣天使”。据说这些人都是退休护士，这样能照顾学生。她们帮我们这些没钱在宿舍里装电话的学生接电话，有任何生活问题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们还有一些“绿衣天使”，她们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学校的主楼里有一个很大的铺着深红色地毯的客厅，叫玫瑰厅，每天下午4 点可以在那里喝下午茶，吃黄瓜三明治。在这种环境中读书，你一辈子都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优越感。

    梁喜辉教授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老师，至于他是一个中国人完全是个偶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都不大会讲中文。大三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欧洲近代史，当一个瘦瘦的亚洲人走进课堂，我多少有点失望，我当时期望着一个我能爱上的绅士教这门课。梁教授讲课就是讲故事，他有一口标准德国口音的英国英语，下课前总结几句，然后就把一班学生派到图书馆的典藏室去看书去了。

    期中考试前，我们有一道作业，就是一篇叫“假设”的作文。梁老师要我们假设二战中如果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改变其立场，会对近代史有什么影响。我选了中国，因为我知道梁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讲述德国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所进行的培训及由其产生的影响。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观点总结得非常好，他的书我至少看了三遍，结果他给了我个F ———不及格。

    我几乎疯了，非要梁教授给出我个理由来，他请我去他家吃晚饭。

    进了客厅，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介于实验室和小孩玩具之间的装置。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欧洲近代史。”梁老师笑着说，“你看，最上端这个球掉下来就是南斯拉夫的枪杀！球顺着滑道滚到这个坑里就会弹起来一面沙俄宣战的小旗，小旗起来的时候旗杆就会把装红色液体的瓶子打翻，这样血就会流遍欧洲，液体流进这个坑的时候，这个不倒翁的列宁就会飘起来……俄国革命……我还没做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闷的脑子上面开了个天窗。

    mpanel(1);“来，”梁教授说，“来看看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像一个三维的小人书。梁教授把二战前柏林的地图非常形象地画满了卫生间的墙壁、房顶，连马桶的抽水缸都没有放过。他告诉我战前的柏林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地图上的每一个小店，酒吧都是根据他小时候的记忆和历史资料标画的，名称、门牌号码、挂的招牌的图案、老板的形象都是有考证的。

    这顿饭吃了什么，后来又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从梁老师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明白，教育的价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够问“为什么”，能够独立地找到答案，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会背书的学生都是傻冒儿。

    我的自信来自于这顿饭之后我再也没当过傻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