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世界正在经历数十年不遇的严重经济危机，许多人眼巴巴地瞧着东方寻找未来。不仅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要过好几年苦日子，也有人相信，这场危机标志着西方退出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再度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在距今并不久远的时候，中国失去了那个位子。
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其无人比肩的地位仿佛当今之美国。如果中国经济延续当前的增长势头，一两代人之后中国将再度实现荣耀。今天，中国经济产出仅占世界总产出的6%。深刻理解那些造就中国经济的富庶，而后又将之摧毁的力量，对于每位严谨的中国经济观察者来说，都至关重要。因此，不妨将本书的第一章视为“中国经济史入门”——历史的脉络将引领我们了解这个国家曾如何登上全球经济的巅峰，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又怎样从这个位子上摔了下来。担任本章向导的是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教授，他不仅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卓越的研究，也是世界经济史学的权威，他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追寻久远的历史和数据。麦迪逊个人主页<a href="p:///Maddison" target="_blank">p:///Maddison</a>。他近期的著作有Contours of the LongRun，960-2030（OECD，2007年）堪称杰作。譬如，或许正是通过他的估算，我们才得以知道10世纪至15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均GDP要高于欧洲，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3%（2003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为这个数字的一半）。麦迪逊阅读了大量史料，其中大多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记载。中国人对待自身历史的严谨态度很少有别的民族能够相比，也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不过并不令人意外的一点是，伴随着一个个王朝的迎来送往，宫廷幕帏深处的密谋、王侯将相的沉浮占据了史籍的主题，这个国家的经济史相对被忽略。或许，应该作出改变了。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迥异于宋、明、清等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以工业为主导，不再是农业社会；北方大平原早已不见了游牧民族的觊觎和侵扰；全球贸易的重要程度前所未有（即便与丝绸之路时期相比）；同样未曾有过的还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然而徜徉历史，我们仍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时而跃于历史画卷之上。譬如，官僚机构与商业精英之间的关系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有时候是健康的（如宋朝），有时候很糟糕（如明朝后期）。再如，当今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如以前显著，但政府仍将农业问题视为国家政策的重心。
宋朝：第一次经济转型
华夏大地经历的第一次重要的经济转型发生在宋朝（960～1280年），之前各个王朝，尽管总的说来经济凋敝困顿，但为宋朝时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第一次转型打下了基础。短暂的秦王朝统治残暴，秦始皇因实现中国统一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一笔，但鉴于这位帝王焚书坑儒的暴行，以及他治下民生困苦的情形，我实在没法把自己算作他的粉丝。汉朝一度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但仍然未能实现经济转型，并且最终陷入国家分裂。隋朝时期，中国重获统一，在全国推行均田法（将土地耕种自由还给农民）。但隋朝将有限的赋税收入用于开凿大运河和军事远征，因而这一增长模式未能持续。唐朝迎来经济繁荣的盛世景象，对外贸易取得很大发展。但是商业（包括盐业）仍然在国家专卖制度下鲜有发展，土地国有制度最终崩溃，相应的税基消失。宋朝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在跌跌撞撞中行走了千年。
历史走进宋朝。以1127年金人攻占开封，宋王朝被迫南迁为界，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两段时期。不论迁都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经济均达到了繁荣的程度。鉴于迁都的不菲代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宋朝时期，人均收入增长了30%，人口增长了1倍至接近1亿，与之前的一千年相比堪称革命性的变化。1127年，宋朝都城由开封迁至临安（今杭州），那时临安还只是个东部沿海的村庄。当时，大量人口为躲避金人统治而南迁。移民在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活动，官府兴修了灌溉设施，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占城稻，使得南宋经济持续繁荣。耕地不足迫使农民不断想办法开垦新的耕地，发明了著名的梯田。都城南迁后粮食运输可以借助大运河漕运，从而降低了粮食运输成本，这在此前各个朝代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可以说，这是经济繁荣的第一个理由，即农业生产力的繁荣以及耕地面积的扩大。由于当时中国是农业经济体，这一点很关键，但还不是全部。
宋朝也是技术创新的繁荣时期。活字印刷技术带来了造纸业的兴旺，加速了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因而也提高了社会流动性。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谈到，时至今日，教育仍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四川的商人中间开始流通起有金银铸币支撑的“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欧洲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后来才知道，从易物贸易到借助货币大大地节省了交易成本。对世界经济敞开门户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作用。福建的造船业兴盛起来——既为满足沿海军事防御需求，也是贸易的需要，大宋与中东、南亚的远洋贸易发展起来。作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世界各地的新技术都大量涌入临安。临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全球性都市之一，罗马、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伦敦，都在它之后。
宋朝富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官营垄断了盐酒茶的生产和贸易，但民间工商业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营的钢铁厂生产出不断改进的生产工具。工商业获得极大发展，市肆中兴起各种行会（公所），决定并管理着市场价格。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欧洲城市中的行业公会组织被认为对创建欧洲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行会在中国的形成，比欧洲早了500年。
但是，这些行会没有像欧洲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形成。中国自上而下成一统的官僚体系，是资本主义萌芽未获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有志于仕途的商人子弟和地方乡绅富室可以通过科举登朝入仕。对很多人而言，这是脱离有风险的商人命运，步入拥有稳定收入和体面生活的圈子的最佳路径。有学者认为，这一点导致资本主义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下面还将谈到）。
长期的土地斗争
宋朝对大自然的成功改造，只是长期以来中国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的不懈努力的一个侧影。在中国，仅有10%的土地是可耕地，美国和欧洲的这一比率分别为19%和28%。请看表1.4，1993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8公顷，同期美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73公顷，印度人均耕地面积为0.19公顷。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耕地面积的极度匮乏。随着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宋朝和清朝初年，由于耕地不足，人们大面积上山毁林垦荒，禁止抛荒的做法在中国比欧洲早了8个世纪。中国从未像18世纪的欧洲国家那样，出现“公共”的地块用于放牧。时至今日，土地都被用于农业耕种。
耕地的缺乏不仅深深影响经济发展，也给中国文化和饮食留下了深刻烙印。中国饮食结构中蛋白质主要来源于鸡肉和猪肉，这类家禽（畜）的饲养不需要专门的农场，因而更为经济。此外还有豆类和淡水鱼类。阿根廷人喜食牛肉，仅仅是因为天赐的巨大草场使他们得以享受这种奢侈。在中国历史中，官僚体制一般都对农桑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兴修大型灌溉工程，扶持农作物品种培育，修建粮仓（用于军事征伐），印发农事指南（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予了极大的便利）。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应对人口持续增长的唯一办法。相形之下，官僚和皇族并不总是将商人阶层看成朋友，这一点在明朝尤为明显。
明朝：浩大的工程，庞大的官僚体系，向锁国政策的巨大转变
经历了元朝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瘟疫灾难之后，到了明朝（1368～1644年），社会恢复了稳定，但经济没有出现较大勃兴，科技创新也比宋朝时少了很多。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洪武大帝试图使农业实现自给自足，切断乡村与市镇间的联系。他轻视商业，对商人苛以重税，强制小工商业者每月一次登记货品（设立这种多余的规则是官僚体系提高商业成本的惯用手法），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考试。但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成熟，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并对其与官僚阶层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商人得以为国家的某些大型基建项目融资，参与盐的垄断经营。明朝还设立了专门的商籍，商人阶层再次获得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文官的机会。
15世纪初叶，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开始动工修建，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得到修复。大运河在宋朝都城南迁之后被弃置，而明朝将都城迁往北京显然是出于对北方蒙古人侵扰的担忧（换成别人可能迁往相反的方向，明王朝的选择至少显示了它应对威胁的极大自信）。这一时期，对外探险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规模。约2000余艘江南制造的大船载着郑和及他的船队七下西洋，航海足迹踏遍非洲海岸、南亚和中东等地。这些探险活动花费巨大，在郑和于第七次航海途中病逝之后，船队返航，原航海费用转用于修筑长城以抵挡蒙古人的侵扰。然而，修筑长城从未能真正将敌人挡在关外——对于对华夏虎视眈眈又骁勇善战的蒙古人而言，不足一人高的城墙绝非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尽管今天很多人将万里长城视为华夏民族的伟大象征，但在古代，似乎很少有人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很多时点，修建长城其实意味着中央政权将自己圈围起来撤退。明朝无疑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明王朝愈加关闭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15世纪中叶，郑和船队的文献档案被焚毁，沿海港口被关闭，日益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重新掌控了国际贸易。在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干扰下，中国再一次使自己绝世而居。
外临蒙古人实力渐强并与北方游牧民族联合，构成明朝的外围威胁，国内政治经济乌烟瘴气，明朝的气数最终在一场经济危机中走到尽头。17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全球白银（白银被当作货币尤其是纳税之用）贸易枯竭。白银囤积成为普遍现象，朝廷赋税面临绝收，雪上加霜的是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成为压倒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朝：第二次经济转型，深重的民族灾难
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清朝早期的国家治理也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清朝最初的150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从很多方面说，当时的中国好比当今之美国。满族征服者跃下马背学习农桑，他们意识到，庞大的官僚体系可以帮助巨大的帝国正常运行，当满族人骑着马匹在北方草原游牧时，还鲜有时间和精力研究官僚制度。清朝时期他们不仅融入了华夏传统文化，还逐步自视为华夏艺术和文化的守护者。
明朝期间止步不前的粮食产量在1650～1750年间获得了极大提高，为1700～1820年迎来人口生育高峰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中国人口膨胀了一倍多，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时期欧洲的两倍，而人均收入增速仍保持了原有水平。这一时期还引进了很多新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玉米、花生和马铃薯），丰富了食品营养。同时，农民的赋税却低于以往任何时候（直到1770年清政府开始提高农业税率）。
同时，中国的国土面积也得到很大扩张，从1680年的60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1820年的1200万平方公里——1697年征服蒙古，1683年征服台湾，1720年西藏进入清帝国版图，1757年将新疆纳入版图。福建的茶叶、景德镇的“官窑”和很多地方数不清的“私窑”烧制的瓷器远销海外，创造出巨额贸易顺差，白银滚滚而入。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整整三分之一，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体现了管理经济的高超技艺。
然而，“康乾盛世”不会永远持续。清朝中后期，腐败日益严重，农业税率一再提高，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尽管1820年之前农业生产率获得较大提高，但此后一直到20世纪末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大运河淤塞，黄河堤坝年久失修，粮食和其他货物在国内难以运转流通，乡村越来越频繁地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政府失去了民心。
正如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很多朝代曾经所为，一旦国家变得虚弱，中央政府就会进一步关闭门户——当经济下滑的时候，闭关政策也会加速。到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没有沿海防御工事，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并非由中国挑起的与外国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生成并加剧。这些西方国家日渐强大，而中国的衰落日甚一日。19世纪中叶，英国每年买入中国茶叶，英国商人开始对只买不卖的贸易局面感到沮丧。出于扭转贸易失衡等目的，一艘艘装满鸦片的船只驶入中国。1839年两万箱鸦片被查获并在虎门销毁后，英国商人怂恿英国政府发动战争，并且，他们达到了目的。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海军控制了香港岛。其他外国势力纷纷效尤，在中国多个“通商口岸”划分地盘，设立租界。到1917年，19个国家控制或实际影响着中国92处港口（只有48处保持了海关关卡，其余均为外国船只的“停靠港”）。
整个国家内部也四分五裂。1850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运动首领洪秀全揭竿广西，在农民中享有巨大威望，一时应者云集。太平天国后定都天京（今南京），一度占领了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提出打倒清王朝统治，驱逐外国侵略的口号。洪秀全不仅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早期的理想主义者。在土地政策方面，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明确主张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消灭一切私有财产，实行共有财产制和平均分配。洪秀全实行清教徒式的管理方式，规定禁赌、禁鸦片、禁酒（或许他相信赌博、鸦片、酒精会削弱这个国家及其百姓）。有学者将洪秀全视为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洪秀全的政权很快暴露出纪律松散、腐败、权力争斗激烈、治理能力差等问题，未能获得国内精英的支持。186年，太平天国最终被清政府和外国势力联手残酷绞杀。
然而，清王朝的命数未能延续多久，慈禧太后穷奢极欲的生活，华丽浩大的皇家工程进一步削弱了清帝国的财政实力。1912年中华民国的诞生宣告了清朝统治以及封建帝制的终结。
历史的车轮迈入20世纪，但在探讨国民党失势大陆和新中国经济建设得失之前，值得追问这样一个多年来困扰中外学者的问题：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曾经辉煌富庶无人比肩的强国为什么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包括麦迪逊在内的一些学者，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归结为官僚体系。对于经济而言，官僚体系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着消极的制约影响——维持其利弊之间的微妙平衡，时至今日仍是大多数经济体必须面对的难题（我们将在第八章详细谈到这个问题）。
中国官僚体制的利与弊
一个专业的、受到尊敬并掌握着很大权力的官僚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的特色之一。这一制度优势明显。在欧洲，拿破仑是提倡“为有才能者开路”的第一人，比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晚了好几百年。科举制度始自唐朝，在宋朝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考试更加公平，在选拔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方面更有效率。成为朝廷官员将带来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利益——科举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确保选拔最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入仕。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共计10000～15000人被选拔为朝廷官员，考试难度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据估算，考生至少需将43万字的儒家经典背得滚瓜烂熟）。
他们是社会的精英群体，而且没有反对者（党）。这与欧洲截然不同，后者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不同的力量，共同参与权力的角逐。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历史朝代中从未出现过拥有税收权力和兵权的封地贵族。在欧洲国家，国王和王后经常需要与贵族协商谈判，通过提供贷款，提供军队，或为贵族征兵提供资金来取悦贵族。中国的帝王无须为此伤脑筋——他控制着军队，也通过官僚机构直接控制着帝国的其他资源。
中国也未像欧洲那样，形成拥有土地和权力的强大的宗教势力。这一点也是中国与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极大不同。在欧洲，教会通过下辖教区收取多种赋税，手握生杀大权，能让你上天堂，也能让你下地狱。宗教势力对欧洲政坛的深入染指和控制贯穿了整个欧洲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它们资助侵略，打压政府，折腾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教会还与国王争夺民心。同样，中国的帝王无须为这些事烦忧。事实上，中国帝王扶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对人生的思考方式。如果有人胆敢违反应该遵从的社会秩序，他将不能获得来世。汉代，提倡服从世俗政权的儒家在政治上取得独尊地位，成为意识形态中长盛不衰的指导思想。对来世的承诺使得人们容易被有政治意图的另一群人操纵，也是不能控制来世的政府的短板。
最后一点不同在于，中国城市中兴起的各种行会坚定地服从于官僚阶层，而欧洲的行会在16世纪至17世纪期间发展起自己的行业规则，随着财富的增长，行会对所在城市乃至地区政坛的影响力也在上升。这一点可能是因为17世纪以前的欧洲，不是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城邦、小公国、教会、贵族都控制着部分土地。在这种分割治理的环境里，城市中的商人有足够的空间积聚财富，因而资本主义能够成气候，商人可以利用手中的金钱营造影响力，雇佣军队来保护自己。而中国在此之前很久已成为统一的国家，商人从未获得机会赢得立足之地，如果他们过于强大，就经常面临着要么被收拾掉，要么服从官僚与之合作的局面。
因而，总体说来，帝王和官僚机构自汉代以来就是权力的拥有者和支配者。与这种统一的权力体系不同，欧洲的历史也是各种力量，包括物质的、经济的和精神上的力量之间的角逐史。
中国的官僚体制运行了好几百年，对于农业（20世纪50年代以前农业一直在经济中占据基础地位）来说，一般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官员需要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保障军队给养，保障朝廷和自身的优渥生活。以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著称的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官僚体系（尤其是在治理温和的宋朝时期）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官员选拔制度使得有贤能的人能够进入权力体系。这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有益的，意味着国王、教会以及封地贵族精英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得以避免。纵观中国各朝代的战争，莫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在欧洲，军事征服只是意味着与所有相关势力的谈判的开始。罗马衰落之后，欧洲一直等到欧盟成立，才在同一个旗帜下统一起来。当然，欧盟绝对不是民族和单个国家政府的终结。
但是，官僚体系诞生的那一天也埋下了自身毁灭的种子。官僚体系是自身权力和地位的保护手段，它通过严格的管控、课以重税和垄断所有重要领域，阻止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某些朝代管控较松，如宋朝和明朝初年。但即使是在这些时期，也没能够像欧洲那样，发展起独立的富人阶层和强大的资本家阶层。
官僚体系如常运转，直到15世纪世界发生改变，欧洲步入现代社会。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不再仅仅是农业，还包括工业。这也意味着一些因素开始变得非常重要，比如教育，因为创造财富需要的是精明的头脑，而不仅仅是手把锄头掘地；比如技术创新，因为工业不仅创造出生产手段，还对科技进步产生了激励。创新精神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精神。创新精神提出问题，然后去寻求答案，在这一过程中寻求进取，因此势必与既有权威及旧的生产方式发生冲突。
李约瑟认为，这个时候，中国的官僚体系碰到了障碍，它不能够使自己服从于新的权威和科学方法，不愿意工商业继续推动创新。此前通过旧有方式取得的成功，富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地位日渐巩固的儒家思想（主张稳定压倒一切），都意味着旧的体系依然存续。同一时期，西方在工业、技术和企业的合力之下日渐强大，继而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价值创造，进而带来财富。
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Lord Mc Cartney）精心筹划后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这个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场景是清帝国断然拒绝了英国的贸易请求，也因而带有几分这个古老帝国对西方世界的睥睨韵味。事实上，当时英国真心希望开展对华贸易，以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600个箱子里，装满了行星仪、地球仪、天文望远镜和各式各样最新式的数学仪器。至少在麦迪逊等学者看来，乾隆皇帝和他的朝廷未能，并且也不愿意认识到外部世界的巨大进步，已经显露出几分清帝国疲弱和无知的迹象。
扯远了，还是回到1912年，继续我们的故事。
民国时期：经济遭遇更多灾难
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均GDP已降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随后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经济状况极其糟糕。1890～1952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为零（经历了好几次经济衰退），根据麦迪逊的估算，整体GDP年均增长仅为0.6%。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基本上陷于停滞。1928年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宣布了部分减税措施，如裁撤厘金税（清咸丰时期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饷而对国内土货交易征收的一种税），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进口关税（外国势力继续通过协定关税获得关税收入，直到1943年条约港口被废除）。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引进纸币发行，当时央行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不断印钞，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主要是军费开支。纸币的泛滥导致1937～1941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间经济的积极方面表现为外国对华投资较为繁荣，截至1933年，中国GDP的2.5%是外国企业创造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将近一半投向上海，其余主要投入东部沿海铁路建设。铺设铁轨长度从1890年的10公里，增加到1950年的22238公里。当然，这些外国投资并非纯粹的商业投资，尤其是在许多领域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华北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国共内战，经济政策或国内经济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均GDP已降至189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又输掉了6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完全由政府接管，强有力的官僚体系制定所有政策。这是非常有20世纪特色的官僚体系，以发展工业为重心，彻底摒弃旧的经济管理方法。但是显然，这一官僚体系与古老的传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经济政策沿袭苏联模式，核心的计划经济指挥中心坐镇北京，分配拨付全国的资金和主要资源，组织交通，制定价格，将国民经济与外部世界分离。权威部门寻求科学的方法组织经济，进行大量复杂的数学运算，以实现供需平衡。
中共执政的前30年，国民经济和人均GDP均有所增长。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比较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1950～1977年间，中国人均GDP翻番，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了34倍。我们分别看看农业和工业领域发生的变化。
麦迪逊提醒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中国农业并非真得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是“封建”的，至少不是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没有贵族治下的大片封地，虽然有富裕者和相当普遍的贫困；也没有形成封建庄园，大多数农民靠耕种自己的土地生活，或为他人耕种获得相应酬劳（而在真正的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仅能糊口而已）。革命之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只有10%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到1.7亩，可以养活6口人。然而，中共对于农村土地改革有更宏大的规划。农业改革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哺育。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借鉴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但并非照搬，中国农业集体化（公社）的规模较苏联扩大很多。
20世纪50年代初，将近半数的耕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4%的人口失去了土地，60%的人口获得了土地。土地重新分配后，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层政府组织成立互助组，按生产需要统一调配劳力、耕牛和农具。1956～1957年，平均每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了160户农户的土地和劳力，只有5%的集体土地由个人耕种蔬菜和其他作物。到1958年夏，1.23亿农户并入260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农户4600户（是苏联集体农庄规模的30倍）。由此开始了红红火火的“大跃进”，那一时期，几乎所有土地都由公社所有，人民公社被寄予自给自足的厚望。但是，由于农业管理不当，农民种粮意愿低落，造成粮食收成崩溃。灾荒发生后，一些灾情严重的省份没有向中央或邻省请求调入粮食救灾，因为请求调粮就等于表明本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1958～1962年间，至少600万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疾病。
1962年以后，农业集体化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约由30户农户组成的生产大队是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以保留和扩大，农贸市场悄然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一些有勇有谋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安徽和四川的农户开始重新获得对土地的事实上的自主权。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是载入史册的。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30年农业增长率是第一个30年的两倍多，人均GDP约为第一个30年的三倍。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政策，包括“大跃进”，或多或少旨在尽可能多地从农业中获取资源投入工业。没有人真正关心服务业——事实上，教育、医疗、食品和娱乐，所有这些都是由国家供应的。与以前相比，第二个30年获得最大发展的是服务业。
大量的工业投资最后被证明是浪费，但根据麦迪逊的估算，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还差强人意，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3.1%。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生产率增长加速到4.8%。考虑到工业起步阶段面临的巨大困难，取得这样的进步是难能可贵的。1960年苏联停止对华工业援助，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资金、设计规划和技术援助。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对国际形势和导弹袭击的担忧，中国将重要工业向内陆和西部搬迁。搬迁过程花费了巨大成本，造成了工业发展的断裂——就全国范围内的物资运输而言，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到6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经济陷入停顿。到7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模式中存在的矛盾和低效问题日益突出。巨量的数学运算过于复杂，不能总是正确地解答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缺乏有效的办法收集并处理计划者需要的所有信息，还缺乏对工作、科技创新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激励机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欧洲和大部分亚洲经济体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明显更有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最高领导层中的开明者意识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发展经济的局限性。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邓小平和党的最高领导层意识到，需要把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帮助宋朝实现了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他们看到，中国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与否。他们也意识到了开放所具有的极大优势，不再试图自给自足。开放是伴随着国内改革而生的。似乎可以断定，邓小平和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于党的机关及各机构盘根错节的关系能否独立于外部世界，保障中国经济的成功运行心存疑虑。开放带来的竞争自有其优势。今天，最初的改革步伐迈出3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哪些重大问题？本书的其余章节将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