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达赖一伙逃亡国外，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连他自己都想不通：解放军为什么不派部队沿途阻止？

    1957年，在西藏噶厦分裂独立派的策划、支持下，一些叛乱分子在拉萨组成了“曲细岗珠”的反动组织。“曲细岗珠”汉语直译为“四木六岗”，泛指西藏及川、滇、甘、青等省藏族聚居的地区，即“大西藏国”所要提出揽括的地方。

    该组织一成立，即以向达赖献“金宝座”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捐献活动。西藏噶厦的噶伦柳霞·士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占出席了他们的筹备会议。1958年7月4日，“曲细岗珠”向达赖正式献“金宝座”的仪式在布达拉宫毕行，噶厦以达赖名义向参如仪式的藏、川、滇、甘、青500多名“曲细岗珠”的组织成员回送了礼品。尔后，他们又向达赖呈送一份报告，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地区。接着，在西藏上层亲帝独立派的支持下，建立了武装力量，并不断扩大。他们公开提出“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口号。同时，噶厦政府大幅度地调整区划机构及其领导人员，委任了一批分裂独立派骨干担任宗本（县长）、基巧（相当于专员）等职务，强化其基层统治。

    还在1958年4月，由各邻省窜入拉萨的武装叛乱头目近500人就秘密聚会，结成同盟，将所有武装力量统一于“曲细岗珠”组织之内，并正式签订了盟书，划分了将来叛乱时各自承担的任务。

    6月15日，恩珠·公布扎西等人带着两名藏籍美国特务和部分叛乱武装分子离开拉萨，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建立叛乱“根据地”。24日召开了有27股叛乱武装的大小首领参加的会议，成立了“卫教军”，设立了司令部，下辖4个机关，按地区编制36个迮队，由思珠·公布扎西任司令。

    “卫教军”一成立，就得到了美国等国的武器弹药物质的支援。同时，噶厦也全力支持“卫教军”。噶厦下令名宗、寺庙大力支持“曲细岗珠”，为其筹备粮草，并在川南地区打开了拉康、多宗等地粮仓，向武装叛乱部队发放粮食，同时提供武器弹药。

    这样，叛乱武装由秘密走向公开。7月21日，叛乱分子在拉萨以东仅80余公里的争莫寺伏击了解放军的1辆运输汽车，打响了在西藏噶厦管辖区武装叛乱的第一枪。

    接着，叛乱分子又在麻江、贡噶、扎朗等地伏击解放军的汽车队，18军的一个副团长等149人被杀，22人致残，汽车被焚毁，大量武器弹药被抢劫。

    到1959年初，武装叛乱活动加剧升级，愈演愈烈。叛乱武装不仅洗劫道班、袭击兵站、伏击车辆、炸毁桥梁、截断公路，而且围攻各地解放军和党政机关。泽当中共山南分工委、札木中心县委、丁青县委和驻这些地方的解放军先后被叛乱武装力量包围。山南分工委被围攻两次共77天，丁青县委被围攻90余天。

    叛乱分子还到处劫掠财物、奸淫妇女、破坏寺庙、杀戮无辜、残害进步僧俗民众和爱国人士，连寺庙里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被抢走。嘉黎阿扎寺活佛及其管家叛乱后，不顾众僧反对，抢走寺内金银珠宝，焚毁经书，捣毁佛像；山南凯松溪长一个仅有50户农家的村庄，家家遭到“卫教军”洗劫，妇女被奸污，从10岁的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无一幸免。

    中共西藏工委向中央汇报了这种情况，中央一直命令部队采取克制态度，西藏工委、西藏军这派军区参谋长李觉给阿沛·阿旺晋美、绕噶厦通气，让两人给噶厦转达军区的意图：“如果叛乱继续下去，解放军就要反击。”阿沛·阿旺晋美和绕噶厦向噶厦转达了军区的态度，但叛乱分子的气焰有增无减。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解放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黑河以东的那曲比如以北一带实施反击，一举歼敌200名，活捉300多名。

    张国华等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明知道噶厦在暗中支持叛军，但为了不使矛盾激化，仍然频繁地找噶厦上层人物谈话、做工作。但是噶厦官员还是一意孤行，他们不但直接策划、支持发动局部叛乱，而且噶厦政府也在准备进行叛乱。

    根据西藏的情况，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指出他们对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他们转变立场，认真担负起制止叛乱进而平息叛乱的责任；并告诉他们，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叛乱，中央就一定武装平息叛乱。

    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分别召开统战会议，对噶厦官员进行劝说。谭冠三组织召开噶厦政府二品官以上的官员和夫人们的座谈会，劝他们不要搞叛乱，说到激动的时候，谭冠三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听我劝，你们要搞叛乱的话，我们不怕！”

    张经武在召开统战工作会时，一再对噶厦官员讲共产党的政策，讲共产党的立场，希望他们反对搞叛乱。但是无论张经武怎么开导，怎么解释，都没有一个人发言反对叛乱，张经武非常气愤，说：“我就给你们明说了，我听说你们要搞叛乱，谁有胆量就站起来当着我说一说你搞叛乱的原因和理由。”噶厦的官员们仍是沉默无话。张经武火了，用手掌猛一拍膝盖站起来，愤怒地说：“有胆量就站起来嘛。我告诉你们，谁如果真要发动叛乱，我在这里宣布，我24小时以内将其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散会！”

    1959年2月7日，西藏军区副司令邓少东、四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达赖邀请，前往布达拉宫参观驱鬼节的跳神活动。

    邓少东和郭锡兰等人到达布达拉宫后，在与达赖的交谈中介绍了军区文工团新近编排了许多节目，邀请达赖去观看演出。

    达赖说：“等参加了藏历1月的传召大会后即去观看。”

    邓少东立即告诉噶厦噶伦索康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要他们安排一下达赖去看演出的时间，并转告军区作准备。

    当时噶伦们都在场，一听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就说这个事情还是再考虑一下为好，最好达赖喇嘛不要去。

    这个情况当天就由基巧堪布格冒报告了噶厦政府。噶厦分裂独立派一听这个消息，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点燃西藏武装叛乱的火种，于是便秘密进行策划活动。

    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对达赖要看文工团演出这件事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一次团结这位青年宗教领袖的机会。

    藏历1月传召大会结束后，3月10，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面见达赖，请他确定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

    达赖说：“现在传召已结束了，格西（宗教最高学位）也考完了，看演出的时间大体确定在藏历2月初一、初二或初三（即公历3月10日11日或12日），具体安排你们可以和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直接联系。”

    3月5日，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梁洪会见洛桑仁增，商量达赖看演出的时间，并将拟就的一个邀请陪同看演出的人员名单交给了他。

    三天后，洛桑仁增请示达赖后用电话通知统战部，说达赖定于藏历2月1日（即公历3月10日）到军区礼堂看演出。

    统战部接到通知后，向工委和军区汇报了达赖喇嘛的这个决定。西藏工委和军区召开会议后拟定接待计划，于3月9日让统战部转交给噶章·洛桑仁增。

    统战部立即发放清帖。同时，文工一团认真排练节目，准备达赖的到来。

    而在另一边，噶厦分裂独立派却以为时机已到，便于3月9日夜间开始行动。派人到藏民中造谣煽动，说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逼迫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去看戏。

    3月10日清晨，西藏噶厦警察首领俊巴·才仁罗吉带着武装警察和“卫教军”一起荷枪实弹，穿梭奔驰在市内大街小巷，吆喝驱赶群众去罗布林卡。许多不明真相的藏族百姓，听信了谣，纷纷前往罗布林卡。一时间，各种谣言传遍全市。

    12时左右，昌都堪穷（仅次于堪布职务的僧官）、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爱国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于早上穿着袈裟去晋见达赖喇嘛，结束后回到了拉萨。当他听见满街的谣言，便换了一件普通的藏袍，戴着一个口罩，到罗布林卡去，想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在他走到罗布林卡门口时，有一个分裂派骨干看见了他，便大声喊：“共产党的特务来了！”人群立即混乱，土块和石头一时像雨点一样落在帕巴拉·索郎降措的头上、身上。帕巴拉·索郎降措当场被打死。

    到了下午，叛乱分子将帕巴拉·索郎降措的尸体系于马尾上，拖着游街示众2公里多，同时叛乱分子纠集1000多人在市区游行，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反动口号，并且沿街张贴反动标语，同时撕毁墙壁上共产党的官传画，捣毁交通指挥亭，用石头打砸机关和商店的门窗，向正在值勤的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投石块，恣意寻衅。西藏噶厦组织的叛乱正式开始了。

    此时，噶厦噶伦索康、柳霞、夏苏三人到了西藏军区会见正在等待欢迎和陪同达赖看演出的谭冠三，假意告知拉萨发生的一切，同时说噶厦事先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喇嘛的近侍机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反对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戏，事态发展到噶厦无法控制的地步，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了。

    谭冠三当即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是他自己提出并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安排确定的，你们竟然说噶厦不知道，怎能使人相信呢？你们必须负责保护好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今天事件的主谋者。惩办凶手，抚恤、慰问死者家属，妥当处理善后事宜。”

    索康从军区回到罗布林卡后，立即召开100多人参加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造谣煽动说：“军区请达赖喇嘛看戏，没有通知噶厦是不对的，所以达赖喇嘛不能去。”这个所谓人民代表会议立即决定：“从今天起西藏独立了，西藏人民站起来与共产党中央分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

    这帮乌合之众决定，由索康·旺清格来、噶章·洛桑仁增、考若巴、洛珠格桑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晚上6点，叛乱集团派出12名“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给予支持、保护。印度总领事蔡伯尔接见了他们，并表示要有一个书面文件为凭。

    噶厦叛乱集团立即拟定一个书面求援报告交给了印度总领事馆。

    黄昏时分，叛乱集团命令三大寺的1400多名喇嘛和分散潜伏在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利用夜色向市区集结，以加强达赖警卫为名，派一部分武装人员进入罗布林卡，将达赖置于武装包围的控制之下。

    第二天，也就是3月11日，叛乱集团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决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按班、排、连组织起来，与共产党解放军作战。并宣布，凡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即日前来登记悔过，否则必将严惩。又派人星夜分赴工布、彭波、江孜、山南、曲水等地传送噶厦命令，命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

    12日，叛乱集团在布达拉宫前召开了“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除僧俗官员代表外，还有近千名武装叛乱人员以人民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会上推举噶伦索康、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士登降秋、孜本雪若巴、孜本凯墨巴五人为人民会议领导；调整西藏独立国武装总司令部组织，任命拉鲁·次旺多吉为总司令。13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向各宗教派别发布命令：“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至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定将依法惩处。”

    16、17日，叛乱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印度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两封，声称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幸福事业会及所有在印度的西藏人宣布，并向邻国印度政府、佛教协会、联合国报告，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以设法谋求他们支持。

    也就在16日这天，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向罗布林卡北面的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连续开枪射击。至17日除继续向该站射击外，又向汕库射击。运输站的民兵未经请示向叛乱武装还击，两发60迫击炮弹落在了罗布林卡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叛乱集团以此为由，挟持了达赖出逃。

    当夜，达赖和索康、柳霞、夏苏三位噶伦，副官长帕拉、副经师赤江及达赖的家属、随员还有藏军600余人，从罗布林卡附近南渡拉萨河出逃山南。在沿途叛乱武装的警戒接应下，3月26日逃抵隆子宗。3月31日越过非法“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占领区，从此背向祖国、流亡印度。

    达赖和索康等人逃跑途中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顺利地逃到了山南。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次外逃会这么顺利，但又想不通，解放军历来作战神速，布置十分周密，这次为什么没有想到他们会渡拉萨河逃往山南奔印度，为什么不派部队沿途阻止呢？

    噶厦的叛乱集团哪里知道，这是毛泽东的策略。当时我军部队早已作好一切准备，对拉萨早已形成合围之势，只要中央指示阻截噶厦出逃人员，那么达赖等人是一个也逃不出拉萨的。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后来回忆说：“1959年3月17日，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借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

    “不要阻截他们！”这是毛泽东下的命令。3月11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问题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的电报中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肓下层，准备群众条件。”

    电报还指出：如果达赖及其一伙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有了毛泽东的命令，我军官兵才没再阻拦，可以说是坐在战壕沿上，抱着枪，看着达赖集团渡过拉萨河，仓促逃往山南。

    达赖等人到隆子宗后，召开了大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来代表达赖宣布西藏已“独立”，并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并定隆子宗为临时首都，任命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司伦，以西藏独立国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僧俗人民遵守“临时政府”的一切法令，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斗争。命令发完了，达赖继续逃往印度，将鲁康娃留在西藏主持“政务”。

    3月31日，达赖一行进入印度占领区后，印度政府派外交部司长梅农专程至达吒迎接达赖，待之如贵宾。4月18日，达赖一行抵达印度提斯普尔后，即由印度外交部官员向记者散发用英文书写的“达赖喇嘛的声明”。4月22日，这一伙人抵达印度穆索里后，再次以达赖的名义发表西藏独立的声明。

    1960年7月，在印度的达拉姆萨拉召开了“首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并将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

    以达赖为首的叛乱分子逃到国外了，在西藏境内还有相当数量的叛乱分子滋事。毛泽东在3月11日指示西藏工委对达赖外逃不要阻拦的同时，电转中央及中央军委调遣134师及其他配属部队急速汇于青海格尔木，并令张国华立即赶到格尔木，率134师等入藏部队从藏北入藏，进行大迂回合围拉萨，要谭冠三牵制住拉萨叛乱之敌。

    当时，解放军在拉萨力量不强，叛匪们以为抓住机会可以一举消灭拉萨城内的解放军，所以藏区的叛匪都汇到了拉萨。这又恰恰为我军歼灭叛匪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国华当时因病在北京治疗，人在北京，却与西藏保待着密切的联系。接到毛泽东指示后，他立即从北京飞往格尔木，着手围歼叛匪行动。

    3月20日凌晨3点45分，拉萨的叛乱指挥部均视胜利在握，下达了向西藏军区、中共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发起全面进攻的命令。几千名叛乱分子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分成三路向目标冲了上来。

    张国华及时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作战意图，要求部队想办法把敌人吸住，为全歼敌人创造条件。可就在这时，张国华及中央军委与拉萨方面联系不上了。就在叛匪将西藏军区大院团团围住时，军区大功率电台由于连续开机发生故障，既发不出信号，也收不到信号了。

    在此紧急关头，留在军区大院内的谭冠三政委没有慌乱，也没有退缩，相反，他独断专行竟下令实施反击！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敌众我寡，我军援兵尚在千里之外。

    部队反击了，与叛军激烈交战。正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军区电台也修好了，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指挥电，电报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签署的，说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不要主动出击，只可依托战壕、掩体死守，等候援军解围。

    接到彭德怀的电报，谭冠三急得头上直冒汗，他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计划，有可能给西藏的局势带来很大的困难，怎么办是好？当时惟一的希望就是反击取胜。

    幸好，解放军训练有素，而叛匪们属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尽管人数上占据优势，却在解放军的反击下节节败退。各战区的捷报很快一个接一个地报至军区大院，谭冠三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谭冠三一面命令部队乘胜前进，一面给军委回电，详细陈述独自决定反击的缘由，检讨组织不周之处，并自凊处分。

    中央很快复电，肯定了谭冠三的做法，因反击已取得战果，故不予处分。

    当收到军委重申作战方针的复电时，我反击部队已开始围攻拉萨制高点药王山。仅用1个小时，便攻占了药王山，切断了市区和罗布林卡叛乱武装的联系，打乱了敌人的统一指挥。

    当晚19时30分，解放军攻占了罗布林卡的叛军指挥中心。21日，解放军开始逐个歼灭了盘踞在恩珠仓宅、朗加多吉宅、木鹿寺、小昭寺等据点的叛乱武装。22日，大昭寺叛军经政治争取而投降，布达拉宫之敌也打出了白旗。3月23日，拉萨市的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张国华飞回了拉萨，具体指挥对西藏各地的平叛作战。

    驻藏部队于4月8日挥师南下，分东、中、西三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对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展开扫荡。出师10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匪的老巢，封锁了亚东以东、米林以西的边境线，割断了叛乱分子与国外陆上联系的重要通道。

    鉴于叛匪在山南盘踞较久，很多寺庙都与叛匪有过瓜葛。平叛部队也正在复仇的火头上，许多人主张扫平所有这些寺庙。张国华进行阻止，说：“寺庙是国家的，不能破坏！”他的一句话，使一些寺庙得以保留下来。

    到1960年夏天，西藏全境平叛基本结束。西藏封建农奴制被彻底推翻，西藏人民摆脱封建枷锁束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