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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即使是社会上极少数人的艺术，仍会发出震撼全人类的惊声巨响。本书所论时期的文学和各类艺术便是如此，其表现结果就是“浪漫主义”。作为艺术的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和一个时代，再没有比“浪漫主义”更难用形式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定义甚至描述的了，甚至连“浪漫主义”立誓反叛的“古典主义”，也没有这么难以定义和描述。就连浪漫主义者本身也几乎帮不了我们什么忙，因为尽管他们对其所遵循之事物的描述是确定无疑的，但却常常缺乏合理内容。对雨果来说，浪漫主义 “就是要依自然之所为，与自然的创造物相融合，而同时又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搅和在一起：即不要把影与光、奇异风格与宏伟壮丽——换言之，躯体与灵魂、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对诺迪埃（Charles Nodier）而言，“厌倦了普通情感的人类心灵的最后依托，就是被称为浪漫主义风格的东西——奇妙的诗歌，它相当合乎社会的道德条件，合乎沉湎于渴求轰动性事件而不惜任何代价的那几代人的需要……”诺瓦利斯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赋予“习以为常的东西以更高深的意义，为有限的东西添上无限的面貌”。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艺术的本质在于艺术客体是自由的、具体的，而精神观念在于同一本体之中——所有这一切主要在于内省，而不是向外界揭示什么。”我们无法指望从这样的说明中得到多少启发，因为浪漫主义者喜欢朦胧不清和闪烁其词，偏好漫无边际的解释，而厌恶清晰的阐述。

    当分类学者试图确定浪漫主义的年代时，会发现它的起始和终结都令人难以捉摸；而当试图为它下定义时，其标准又变成无形的泛论。然而，尽管它使分类者大惑不解，但却没有任何人会认真地怀疑浪漫主义的存在或者我们分辨它的能力。从狭义上说，作为富有自我意识和战斗性倾向的浪漫主义，出现于1800年左右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滑铁卢战役后的欧洲和北美广大地区。在双元革命之前，其前导（又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主）有卢梭的“前浪漫主义”和德国青年诗人的“狂飙运动”（storm and stress）。或许在1830－1848年这段革命时期，它在欧洲流行得最为广泛。从广义上讲，浪漫主义支配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几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像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戈雅这样的画家、歌德这样的诗人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身上的“浪漫主义”成分，是他们之所以伟大的决定性要素，就像海顿或莫扎特、弗拉戈纳尔或雷诺兹（Reynolds）、克劳狄乌斯（Mathias Claudius）或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伟大之处不在此一样（他们都活到本书所论时代）；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被认为是完全的“浪漫主义者”或想要把自己说成是“浪漫主义者”。（既然“浪漫主义”往往是有限的几个艺术家团体的口号和宣言，那么，如果我们将其完全限定在他们身上，或者完全排除那些与他们持不同意见者，我们就会冒赋予其一个非历史的有限意义的风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带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艺术和艺术家取向，往往变成19世纪中产阶级社会的标准取向，而且直至今日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尽管人们根本不清楚浪漫主义赞成什么，但它反对什么却是相当明白的，那就是中间派。无论其内容如何，浪漫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信条。人们可以在极左翼发现狭义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思想家，像诗人雪莱（Shelley）；在极右翼有复多勒里昂和诺瓦利斯；从左翼跳到右翼的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众多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拥护者；而雨果则是从保皇主义跳到极左立场的代表。但几乎不可能在理性主义核心的温和派或辉格-自由党人当中，即事实上的“古典主义”堡垒中，找到浪漫主义者。老托利党人华兹华斯说：“我对辉格党人毫不敬重，但在我的心目中，宪章主义者占有很大分量。”将浪漫主义称为反资产阶级的宣言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这个年轻阶层身上那种依然炽烈的革命和征服特质，强烈地吸引着浪漫主义者。拿破仑像撒旦、莎士比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和其他逾越日常生活规范的人一样，成为浪漫人士神话般的英雄之一。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恶魔般特质，对更多财富的无限度、无休止的追求，超出了理性或目的的估算，超出需求或奢侈的极限，这些东西就像鬼魂附体般萦绕在他们心中。浪漫主义最典型的一些主人翁，如浮士德和唐璜，与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商业冒险家，都有这种无法满足的贪婪。然而，浪漫主义特质仍旧是次要的，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也是如此。卢梭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些附属物，但他只有在革命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期，即罗伯斯比尔时期，才对革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基本外表仍是罗马式的、理性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大卫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画家，理性是这个时期的最高主宰。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浪漫主义归类成一场反资产阶级运动。事实上，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数十年前的前浪漫主义，其典型口号有许多是用来赞美中产阶级，赞美他们真实和纯朴的感情——且不说是多愁善感——已成为腐败社会冥顽不化的鲜明对照；称颂他们对自然的自发依赖，相信这注定会把宫廷的诡计和教权主义扫荡到一边。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之后，毫无疑问，浪漫主义便会成为其本质上的敌人。

    浪漫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情绪激昂、神迷意乱，但又意味深长的反感，无疑可归因于下列两类人的既得利益，他们是失去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和职业艺术家，也是浪漫主义突击队的主要成员。从来没有一个像浪漫主义这般属于年轻艺术家的时代，不管是活着的或死去的年轻艺术家：《抒情歌谣集》是20几岁年轻人的作品；拜伦在24岁一举成名，在这个年龄，雪莱也赢得盛名，而济慈（Keats）差不多已进了坟墓。雨果在其20岁时开始他的诗歌生涯，而缪塞在23岁时已经名声大噪。舒伯特在18岁写了（Erlkoenig），而在31岁就去世了；德拉克洛瓦25岁画了《希阿岛的屠杀》；裴多菲21岁出版了他的《诗集》。在浪漫主义者中，30岁还未赢得名声或未创出杰作的人非常少见。青年们，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他们的天然温床。就是在这个时期，巴黎的拉丁区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只是索邦神学院（t．A．opf）中的教务主任赫尔勃兰特，他以“狡黠而神秘的微笑”作出如下的惊人预言：富有诗才的学生安塞姆将成为宫廷枢密院成员。拜伦的头脑足够清醒地预见到，只有早逝才可能使他免受“体面的”老年之苦，施莱格尔（A．．Schlegel）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在年轻人对其长辈的这种反叛中，没有什么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种反叛本身就是双元革命社会的反映。然而，这种异化的特定历史形式，当然在很多地方歪曲了浪漫主义。

    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艺术家的异化也是如此，他们以将自己变成“天才”来加以回应，这是浪漫主义时代最典型的创新之一。在艺术家社会功能清楚的地方，他与社会的关系是直接的，他该说什么和怎样说，这类问题已由传统、道德、理性或一些公认的标准作了回答，一个艺术家或许是一位天才人物，但他很难像天才人物那样行事。只有极少数人，如米开朗基罗（MicorRosa）的这类19世纪天才的前辈，才能从前革命时期那批标准的职业匠人和表演家中脱颖而出，后者如巴赫（Bach）、亨德尔（handel）、海顿、莫扎特、弗拉戈纳尔和康斯博罗（Gainsborough）。在双元革命之后仍保有诸如旧社会地位之类事物的地方，艺术家仍旧是非天才人物，尽管他非常可能拥有天才的虚名。建筑师和工程师按特定式样建造有明显用途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强制引入了被清楚理解的形式。值得玩味的是，从1790－1848年这段时期，绝大多数独具特色的建筑物或实际上所有著名的建筑物，都是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如玛德琳教堂、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圣以撒大教堂、纳什（Nash）重建的伦敦和辛克尔（Schinkel）设计的柏林，否则便是像那个技术精巧时代的奇妙桥梁、运河、铁路建筑物、工厂和温室那样，都是功能性的。

    然而，与艺术家风格大相径庭的是，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所表现的是内行，而不是天才。而且，在诸如意大利歌剧或（处在较高社会水准上）英国小说这类真正的大众艺术形式中，作曲家和作家仍以艺人的心态工作着，他们认为票房至上是艺术的自然条件，而不是创作的破坏者。罗西尼对写出一部非商业性歌剧的期待，远比不上狄更斯对发表一部非连载小说的期待，或现代音乐工作者对创作出一首原创性词曲的期待。（这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歌剧虽然对血腥、雷鸣和“动人”场面有着自然而庸俗的爱好，但却谈不上是浪漫主义。）

    真正的问题是，艺术家脱离公认的功能、主顾或公众，而听任商人将其灵魂当作商品，投到一个盲目的市场，任由人们挑选；或者在一个即使是法国大革命也无法确立其人类尊严，一般说来在经济上也站不住脚的赞助制度范围内工作。因此，当艺术家孤立无援，面对黑夜呐喊之时，可能甚至连一个回声也听不到。理所当然的，艺术家应当将自己转变成天才，创造仅仅属于他的东西，无视这世界的存在，并违背公众的意愿，公众惟一具有的权利是依照艺术家设定的条件接受或完全不接受，在最好的情况下，艺术家可期待被精选出的少数人或一些尚不清楚的后人所理解，就像斯汤达；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只能写着无法上演的剧本，如格拉贝，甚至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或为不存在的庞大管弦乐队作曲，像柏辽兹；要不就只有发疯一途，如荷尔德林、格拉贝、纳瓦尔（de Nerval）以及其他几个人。事实上，遭到误解的天才有时可从惯于摆阔的王公手中，或急于附庸风雅的富有资产阶级那里，获取丰厚酬劳。李斯特在众所周知的浪漫阁楼中，从末挨过饿。几乎没有人能像瓦格纳那样成功地实现其狂妄自大的幻想。然而，在1789-1848年两次革命之间，王公们往往对非歌剧艺术抱有怀疑态度（不知如何形容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是个例外，尽管他受到艺术和政治两方面挑衅，但他仍旧坚持资助革命者戈雅。），而资产阶级则忙于积累而不是消费。因此，天才们普遍不仅遭到误解而且还很贫困。所以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革命者。

    青年人和遭到误解的“天才”，总是带有浪漫主义式的反感，反对市侩，反对充满诱惑和叫人吃惊的资产阶级时尚，反对半上流社会（demi－monde）和放荡不羁者（boael]、乔治·桑［George Sand〕、画家勒布仑夫人［Mme Vigee Lebrun］、考夫曼［ AngelicaKauffman〕；德国的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uelshoff）。当然，女小说家在中产阶级的英国早已常见，在那里，这种艺术形式被公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提供了一种“体面”的赚钱方式。伯尼［Fanny Burney］、拉德克利夫夫人〔Mrs Radcliffe］、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勃朗蒂姐妹，和诗人勃朗宁一样，都全部或部分地属于本书所论时期。）

    精确的社会分析从来不是浪漫主义者之所长，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18世纪自负的机械唯物主义（以牛顿以及布莱克和歌德这两个吓唬人的家伙为代表），他们正确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藉以建立的主要工具之一。因而，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合情合理的批判，尽管类似这种批判的某种东西，裹着“自然哲学”的神秘外衣，漫步于形而上学翻腾的乌云之中，在广义的“浪漫主义”框架内发展，并对黑格尔哲学有所贡献。类似的东西在法国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中，也曾以接近于偏执甚至疯狂的不切实际得到发展。早期的圣西门派（尽管并非他们的领袖），尤其是傅立叶，几乎只能被说成是浪漫主义者。在这些浪漫主义的批判当中，效果最持久的是人的“异化”概念，这种观念将在马克思那里发挥关键性作用，并暗示一个完美的未来社会。然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批判，并非来自全然而且先验弃绝它（以及与之相连的17世纪古典科学和理性主义的传统）的那些人，而是来自将其古典思想传统推向反对资产阶级结论的那些人。欧文的社会主义当中毫无浪漫主义成分，完全是18世纪理性主义的那些东西，以及各门学科当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政治经济学。圣西门本人最好被视为是“启蒙运动”的延伸。饶有趣味的是，接受德国（即初期的浪漫主义）传统熏陶的青年马克思，是在结合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学说和全然非浪漫主义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后，才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而作为其成熟思想核心的，正是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