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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视理性毫无所知的心灵因素，绝不是明智之举。如同局限于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限定范围内的思想家那般，诗人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但他们不仅看得更深刻，而且有时看得更清楚。很少有人比18世纪90年代的布莱克，更早看到由机器和工厂所引起的社会大震荡，然而他所据以判断的依据，除了伦敦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和砖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除了几个例外，有关都市化问题的最佳论述，几乎都来自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那些看似非常不切实际的观察，已被巴黎实际的都市演进所证明。比起勤勉的统计学家兼编纂家麦克库洛赫，卡莱尔对1840年英国的了解更模糊却更深刻；如果小穆勒比其他功利主义者更好的话，那是因为一场个人危机使他成为惟一一个知道德国和浪漫主义者的功利主义者，知道歌德和柯尔律治等人的社会批判价值。浪漫主义对世界的批判尽管含混不清，但并非微不足道。

    浪漫主义渴望过去那种人与自然的合一。资产阶级世界是一个深切审慎的自私社会。

    它无情地斩断了使人们隶属于“自然首长”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呼声，但也代表了整个浪漫主义。这样一个世界或许能使人富足或舒适——尽管事实已很明显，它也使其他人，更大多数人，处于挨饿和悲惨境地——但却也使人们的灵魂赤裸而孤独。它使人们像个“疏离”者无家可归地迷失在天地万物之中。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认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只有那些质朴宜人的前工业小镇所进行的那种简朴的劳动生活，才能拯救这些孤独的灵魂，这些前工业小镇星罗棋布地点缀在幻景般的田园风光之中，他们那种淋漓尽致的描写，实在令人无法抗拒。小镇的年轻人必定出走，依照定义无休止地追逐“忧郁之花”，或是怀念着家乡，吟唱着艾兴多夫的抒情诗或舒伯特的歌曲，永久地漫游。流浪者之歌是他们的信号曲，怀乡病是他们的伴侣。诺瓦利斯甚至用这样的词语为哲学下定义。

    世人对这种已经失去和谐的渴望，因下面三个源泉而告缓解：中世纪、初民（或相类的东西、异国情调或“民俗”）和法国大革命。

    第一个来源吸引的主要是反动的浪漫主义。封建时代稳固的阶级社会，是由时代缓慢构成的有机产物。在纹章家徽的装饰下，在神话森林的笼罩下，在不容怀疑的基督教天国的覆盖下，它是保守的资产社会反对派显而易见的失乐园。这些人对虔敬、忠诚和较低阶级中最低限度的识字能力的兴趣，因法国大革命而增加了。除了局部的更动，这就是柏克在其《法国大革命随想录》（Reflections on tion，1790年）中用以反对理性主义的巴士底狱攻击者的理想。但是，它却在德国才找到其经典表述，一个在这个时期获得了与特有的中世纪梦想相去不远的某些东西的国家，或许是因为盛行于莱茵河城堡和黑森林屋檐下的惬意井然，比起更名副其实的中世纪诸国的污秽和残酷，更容易使其自身理想化。 “噢，赫尔曼！噢，多萝西！真惬意！”戈蒂耶写道，他像所有法国浪漫主义者一样崇尚德国。“难道人们没有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驿站马车夫的号角声吗？”无论如何，中世纪遗风是德国浪漫主义当中最具分量的组成部分，并且以浪漫主义的歌剧或芭蕾舞剧（韦伯的《自由射手》或《吉赛儿》）、格林（Grimn）童话、历史理论，或以诸如柯尔津治、卡莱尔等受德国鼓舞之作家的著作形式，从德国向外传播。然而，中世纪遗风以更普遍的形式，即哥特式建筑的复兴，成为各地保守派，尤其是宗教反资产阶级派的象征。夏多勃里昂在其《基督教的真谛》（Genie duCianisme）一书中宣扬哥特风格，反对革命；英国国教会的拥护者偏爱哥特风格，反对理性主义者和非国教徒，因为后者的建筑物仍是古典风格；建筑学家普金（Pugin）和19世纪30年代极端反动的“牛津运动”，就是十足的哥特风格派。同时从雾霭茫茫的苏格兰偏僻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能凝结出如奥西恩相（Ossian）诗篇般的古代梦想——保守的司各特也在其历史小说中，为欧洲提供了另一类中世纪图景。其小说中的最佳作品，其实涉及相当近的几个历史时期，这一事实被许多人忽略了。

    1815 年以后，反动政府试图把这种占优势的中世纪遗风，转变为对专制主义的蹩脚辩护；除保守的中世纪遗风之外，左翼的中世纪遗风是无关紧要的。在英格兰，它主要是作为人民激进运动的一种潮流而存在，这种潮流倾向于将宗教改革之前的那个时期，看成是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并将宗教改革看成走向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在法国，它却重要得多，因为在那里，它的重心不在封建统治集团和天主教阶层，而是在永恒不朽的、受苦受难的、骚动不安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民：法兰西民族总是不断重申其特征和使命。诗人和历史学家米歇莱，是尊奉中世纪传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个；雨果中的卡西莫多，就是这种先入之见的最著名产物。

    与中世纪遗风密切相关的——尤其是通过它对神秘的宗教虔信传统的关注——是追寻东方非理性智慧中所蕴含的那种更古老、更深奥的神秘源泉，如浪漫而又保守的忽必烈王朝或婆罗门王国。公认的梵文发现者琼斯爵士（Sir illiamJones，是一位正直的辉格派激进分子，他像一位开明士绅应当做的那样，为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欢呼；但大多数研究东方的业余爱好者和模拟波斯诗歌的作者——现代东方主义大部分源自他们的热情——则具有反雅各宾的倾向。颇为特别的是，他们的精神目标是婆罗门教的印度，而不是已吸引18世纪启蒙运动对异国情调的想象以及非宗教而理性的中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