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陈赓

    陈赓是上党战役的主角之一，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903生，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人。出身将门，其祖父为湘军将领。他14岁时只身投奔湘军，4年后脱离旧军队，到长沙粤汉铁路湘局当铁路工人，并在此结识了正在办自修大学的毛泽东，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12月，陈赓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次年3月，随校并入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学生。在校期间，他曾当过孙中山的侍卫，颇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赏识。1924年11月毕业后，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

    1925年2月，陈赓随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宣传队长。1925年10月，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在第一师第四团任连长，后调任蒋介石护卫连连长。华阳战役中，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于华阳镇遇险。粤军一部侧击东征军，距蒋氏仅数里。蒋介石兵败被围，绝望地拔出佩带的短剑，欲“杀身成仁”。陈赓夺下蒋的短剑弓身负蒋氏急行，命一连官兵掩护，且战且走冒着枪林弹雨把他背出了险境。东征胜利后，他被蒋介石特调到身边任侍从参谋。故陈赓将军与黄埔同学蒋先云、贺衷寒并称“黄埔三杰”，时云：“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

    一天，陈赓从蒋介石的桌上看到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花名册，其中自己的名字下有一行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陈赓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向蒋辞行。蒋竭力挽留，但却坚决要他脱离共产党。然而，陈赓去意已定，蒋介石大失所望，恼怒地说：“你走吧！你只能当你的连长！你辜负了我一片苦心！”

    大革命时期，陈赓在黄埔军校学习，现场聆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指挥的战斗。孙中山先生对革命青年倍加关心和爱护，找陈赓谈过话，并且资助过陈赓从事革命活动。那时，陈赓便认识了宋庆龄。此后，一直保持着对她的衷心崇敬。

    1926年9月，陈赓被派往前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2月回国，加入武汉国民政府旗下的唐生智部，任特务营营长，并指挥武汉工人纠察队，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7月，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决裂，陈赓随周恩来前往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会昌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与部队失散。

    南昌起义后，陈赓将军随撤退部队恶战会昌。将军左膝盖受重创，断脚腕骨。遇敌军搜捕，将军急中生智，顺势滚入田沟，以血染面，以粪污身，闭目装死。敌近前，脚踢之，不动，将军遂脱险。后来，福建汀州福音医院的傅连樟院长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他腿上的烂肉剜掉，才得以把腿保留下来。之后，陈赓经香港到达上海，驻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在宋庆龄的表兄弟牛惠霖兄弟的悉心治疗下，他多处负伤的腿骨被重新接好。

    1928年初，陈赓伤未痊愈，就被周恩来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任情报科长。在这期间，他化名“王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派遣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并从敌特机关内部发展为特科工作的特殊的“情报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图谋。他还指挥特科红队，惩处了叛徒何家兴、白鑫等人，为保卫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1年9月，陈赓离开上海，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任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11月，升为第十二师师长，率部攻克黄安。此后，陈赓挥师一路打到潢光，四战四捷，歼敌6万多，显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七里坪战斗中，陈赓右腿受了重伤，于1932年11月回到上海治疗。牛惠霖兄弟又一次治好了他比上次严重得多的腿伤。

    1933年3月，陈赓在看电影时被叛徒发现并被捕。东征时，由于陈赓救了蒋介石一命，蒋介石特意在南昌行营接见了陈赓，表示：“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陈赓冷冷地回答：“我不需你原谅。”蒋又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陈赓坚决地表示，决不背叛共产党，也决不参加国民党。蒋介石念陈赓昔日的救命之恩，没有杀他。也不想把这个难得之才放走，但蒋没想到，初次会见，他就碰了一鼻子灰。

    双方见面后，陈赓怒目而视，蒋介石也好长时间不语，过了一会儿才开腔：“陈赓，你瘦多了。”陈赓冷笑着说：“瘦吾身而肥天下，这是校长你教导我们的呀。我看校长也瘦多了，身为一党一国领袖，你瘦了，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呀？”然后双方又是长时间不语。过了好半天，蒋介石劝道：“你写个声明，认个错，我会给一条很好的出路。”陈赓接过纸，大笔疾书，蒋还以为他真要认错。等拿过纸来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满纸都是“打倒蒋介石”，“独裁不得人心”一类话。蒋介石再有耐性，这时也忍不住骂了起来：“娘希匹，你中毒太深了，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后来，宋庆龄亲自去找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学生，你东征时打了败仗，是陈赓救了你，你现在杀他，岂不是忘恩负义？”此后，蒋介石指示部下放松了对陈赓的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他逃了出去。

    陈赓脱险后，被派往江西瑞金，任红军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团长，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红军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陈赓带领30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红军达陕北后，陈赓任红十三团团长，后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随师长刘伯承开赴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10月，陈赓亲自率领属下的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设伏，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日军400余人。

    1938年3月，陈赓指挥三八六旅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粕谷第16师团，歼其1500余人。接着，又率部在响堂铺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军300多人，击毁汽车180辆。其战斗场面之精彩，令不少前来观战的国军将领赞叹不已。这段时间，用陈赓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得起劲了！”有时一个月就要进行几十次战斗，作战频率之高令人惊叹。三八六旅进入太行山后，屡屡重创日军，致使日军以其为死对头，专找其寻战，甚至专门打出“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

    1940年5月，太岳军区成立，陈赓任司令员。8月，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1943年10月，指挥太岳部队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击毙日军军官180多人，其中少将旅团长1人、大佐联队长6人，其余全是中队长，气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暴跳如雷地嚎叫：“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消灭这股共军！”

    1943年11月，陈赓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在长治之战中大败阎军。之后，赴临汾、太原、北平等地参加和平谈判。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在临汾和浮山地区迎战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胡宗南，全歼其“天下第一师”——整编第一旅，生擒中将旅长黄正诚。黄正诚被俘后很不服气，扬言：“如果摆开再打，你们不一定能胜。”但他一见到声名赫赫的黄埔大师兄陈赓，立即立正敬礼，认输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直到1949年，还有不少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作战。

    他们总人数曾达到1.5万人，他们武器精良，身穿国民党军装，但最终没有逃脱覆亡的命运。

    内战初期，阎锡山狂妄地认为，装备精良的晋军足以对付晋冀鲁豫的共产党军队，并没有让日军直接参战，而是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合谋社”的计划，让日军更多地参与后勤保障、通讯、训练等工作。没想到几个回合下来，晋军节节败退，尤其是1948年3月的临汾战役后，晋军主力面临被解放军一举歼灭的危险。阎锡山迫不得已要求第十总队的日军直接参战，并任命日军原驻长治旅团长原泉福(日本名为元泉馨)直接担任其晋中野战军副总司令。

    不过，日军也挽救不了阎锡山失败的命运。一些思乡的日军开始开小差，千方百计想返回日本。剩下的日军也士气低落，而且他们看不起阎锡山的部队，如原泉福就十分看不起担任晋军主力晋中野战军总司令的赵承绶。

    1945年8月中下旬，战败日军开始在中国各地向当地的国民党军政首脑投降。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将3万晋军集结在平遥一带，一边接收日军的物资装备，一边准备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当时，山西的日军第一军有5.9万人，阎锡山既想把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据为己有，又想将日军残部收编，以对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946年6月后，逐步改称为“人民解放军”)。1945年9月2日，日方派出代表、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与阎锡山谈判投降事宜。谈判还没开始，阎锡山突然对山冈道武说：“日军虽然战败了，但素质优秀，希望能留下一部分日军负责保安工作。”

    面对阎锡山这一突如其来的要求，山冈道武有些不知所措，只好说：

    “我回去和第一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商量一下，尽量满足阁下要求。”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日军山西派遣军总部答应了阎锡山的要求，并由澄田睐四郎出任山西省总顾问，山冈道武出任副总顾问。阎锡山还下令成立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合谋社”，下设军事处、经济处、总务处、文化处，均由日本人负责，以达到让战败日军自我管理的目的。尽管如此，当时集结在太原的部分日军低级官兵急于复员回国，不愿留下。

    为此，阎锡山不仅派人到各部队游说，甚至煞费苦心地亲自到日军军营中演讲，鼓动日军加入晋军，并许以各种优厚待遇，对日军军官更是极力拉拢。看到一些厌战官兵对此仍无动于衷，阎锡山开始勾结日军总部进行威逼利诱。“合谋社”为此还特别放出风声：

    “如果留守人员总数达不到阎长官要求的1.5万人，就将在山西曾犯有杀人、掠夺、强奸等罪行的日军官兵作为战犯判刑，复员回国毫无希望。”

    有的日本兵还受到上司威胁——不服从命令者格杀勿论。这样一来，阎锡山终于留下了1.5万名日军。为对外保密，阎锡山一再否认侵华日军编入了晋军，还让这些日军穿上了国民党军装，并为其配发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在晋军中，有的日本军官甚至当上了旅团长。

    日军向阎锡山投降后，组成了所谓的暂编第十总队，总队长为日本人晋树德。大批日军高级军官则作为顾问、教官参与晋军的训练和指挥。这些人中有不少臭名昭著的战犯，亲手策划刺杀张作霖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就是其中之一。

    完成收编工作后，自觉“兵强马壮”的阎锡山不断向八路军发动进攻。对此，我军给予坚决回击。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打响，八路军毙俘阎锡山部队3.5万人。阎锡山不仅不甘心失败，还想借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将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一口吃掉。为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1946年初，国、共、美三方小组在山西调停内战时，陈赓将军作为中共代表严正指出，国民党部队正在利用战败日军打内战。国民党代表对此百般抵赖，美方代表则表示怀疑。为揭露敌人的这一罪恶行径，陈赓邀请三方代表前往晋军前线阵地一探究竟。

    在随从参谋不幸触雷牺牲的危险情况下，陈赓毅然带领三方代表走向晋军阵地。这时据守阵地的就是被阎锡山收编的日本兵，当他们看到陈赓毫不犹豫地向山上走来时，被吓得呆若木鸡。上山后，陈赓亲手将一名不知所措、身穿国民党军装却只会说日语的日本兵揪到三方代表和随行记者面前，用铁的事实揭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1947年7月，毛泽东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第38军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统帅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陈粟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毛泽东要求陈赓：“一定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出去。”8月，陈赓、谢富治率8万大军强渡黄河，腰斩陇海路，向西横扫，仅半个月，歼敌3万多人，威逼潼关，迫使洛阳李铁军第五兵团以其主力整编第三师西援。陈赓以部分兵力伪装主力，采取多路行军，增灶虚张声势等疑兵手段，牵着整编第三师走了一大圈，将肥牛拖成瘦牛，然后一刀宰掉。李铁军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凡，不料栽在老同学陈赓手里，他唉叹道：“我半世英名，被陈赓毁于一旦。”全歼整编第三师后，陈赓乘胜挥戈东进，于1948年3月攻克洛阳。

    1948年5月，陈赓兵团并入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陈赓任第4纵队司令员。10月，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2月，指挥中野东集团，参加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4月，率部横渡长江，攻克南昌。随后，率领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挥师南下，于10月攻克广州。

    大军南下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陈赓将军，命第十三军军长刘忠率两师兵力渡赣江追敌。不料敌四个师回头围周部。河对岸，枪炮声甚烈，一日情况不明。下午，刘忠发来电台密语，报告陈赓：“初战告捷，已俘虏几百人，缴获十来门大炮，敌向后溃退，我正在出击！”其时，兵团指挥部人人皆喜，唯陈赓低头不语。沉思片刻后，将军果断下令周部立即撤退，渡赣江回返。其时人皆不解，后于敌军中获悉，敌军之败为佯败，欲引周军成追击队形，后沿江将渡口切断，实行分割歼灭之。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十四军参谋长梁岱回忆说：淮海战役被俘后，偶遇陈赓将军。将军问：“你是哪个部队的？”答：“十四军。”又问：“你们军长呢？”答：“已阵亡。”问：“尸体在哪里？”答在村里。陈赓将军即嘱十四军熊绶春军长卫士留下，寻熊绶春尸体，埋葬，立碑，上书：“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

    之后，马不停蹄，又率领第四兵团横扫了广西、四川、西康、贵州、云南五省，漂亮地指挥了阳江围歼战、粤桂边围歼战、滇南追歼战等著名战役。1950年2月，进驻昆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

    云南和平解放后，陈赓将军任云南军区司令员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将军力排众议，礼贤下士，或登门拜访，或分批宴请，起用了一批旧知识分子。有人提出疑问：他们出身不好。将军曰：“我出身大地主，更不好。”又曰：他们为国民党办过事？将军曰：“我还救过蒋介石呢。”其时，被重用者有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牙科学院的牙科博士郭乃全、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妇产科专家陈光璧及眼科医学博士邹子度、开业医生孙建毅、教会医院医生樊恕等。

    1950年7月，应越共主席胡志明之邀，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斗争。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后，陈赓拟出了作战计划。随后，陈赓指挥越军发起边界战役，仅一个星期，便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攻占高平、七溪、那岑、同登、谅山等地，迫使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撤离。

    1950年9月，陈赓将军指挥越军攻克东溪法军，首战获胜，继于谷社山区追敌，遇敌顽抗，进展困难。其时武元甲命令停止进攻，陈赓将军闻之大怒，谓武元甲曰：“如果这样的仗还不打下去，我就卷铺盖走了！”胡志明闻之，令武元甲按陈赓方案继续打下去，遂大捷。武元甲亦服之。

    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说：“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1950年11月底，陈赓从越南返国，一个月后又赴朝鲜战场考察。1951年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8月，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仍兼第三兵团司令员。

    1952年4月，陈赓接替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司令部工作。鉴于美军在武器装备上优于志愿军，陈赓扬长避短，要求全军在防守的各要点上构筑坑道工事。在陈赓的指导下，仅仅几个月，志愿军就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正面战线，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历时43天甘岭战役中，美军向两个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山头倾泻190多万发炮弹，投掷炸弹5000余枚。我志愿军依靠坑道工事，打退了敌军多次大规模的进攻，以极小的代价，毙伤俘敌25000余人，击落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人们喜欢称陈赓为“乐天派将军”，他的乐观开朗甚至玩笑和恶作剧，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是同事和战友们精神的调剂和安慰，而外表粗犷的他却并不掩饰内心的细致，对妻子儿女他总有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柔情。

    1940年初夏，陈赓认识了文工团的傅涯，当即提出要交朋友，羞得傅涯满面通红，说你得让我考虑考虑。陈赓说行，你考虑三年，我就等你三年。回来后，陈赓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与人谈起自己的“艳遇”来，并信誓旦旦地说我非傅小姐不娶，傅小姐非我不嫁。听完陈赓这通爱的宣言，有人好奇地问：“为什么要等三年呢？”这一问，牵出一段令陈赓悲伤不已的故事。

    陈赓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传奇将军，并且还是一位富有罗曼蒂克情趣的将军。他在1943年与傅涯喜结伉俪之前，还曾有过一个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原配夫人王根英。他俩那鲜为人知的恋爱经历，充满浪漫色彩。为此，陈赓被战友冠以“风流将军”的美称。

    早在20年代初，党在上海的工人区开办了平民夜校，年仅17岁的王根英成了夜校学员。教员中有一位专从湖南派来的共产党员，他就是陈赓，时年20岁。课堂上，陈赓言如流水，滔滔不绝，王根英听得如痴如醉。课余时间，陈赓又与学员们打成一片，了解学员们的思想动态。面对和蔼可亲的老师加兄长，王根英找准一个机会向陈赓倾吐了自己心中的一份苦闷。

    原来，王根英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作主将她许配了人家，对于那人，她既不认识，也不了解，更谈不上有一丝一毫的爱情了。那一纸婚约，像无形的枷锁，捆住了姑娘的手脚，她在爱的苦闷中彷徨……听完王根英的述说，陈赓当天就大胆地来到王家，向她的父母讲明道理。他振振有词地说：“大叔、大婶，根英的婚约应当解除。做父母的，如果你们真正疼爱孩子，婚姻大事，应当由她自己作主。如果你们抱着老观念不放，恕我直言，你们这是在折磨孩子，摧残孩子。如此下去，你们将成为制造女儿婚姻悲剧的罪人……”陈赓的一席话对王根英父母震动很大。不久，他们就决定废除婚约。从那以后，王根英心境豁然开朗，她对陈赓也有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那年，上海平民夜校开办不久，就被反动派查封了，陈赓也受组织安排，回到了湖南。

    陈赓对王根英产生爱慕之情，除了被她那端庄清秀的容貌所吸引之外，更多的是对她美好心灵和事业成就的敬重。王根英曾担任过上海怡和纱厂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后来，她又参加了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王根英当选为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

    有一天听报告，陈赓瞅准时机，坐在离王根英不远的地方。然后，他掏出纸笔，端端正正地写上一行：“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写完，他又认真地读了一遍，感觉非常不错。于是，他把纸条折成一只小燕子，递给身边的同志，小声叮嘱：“请传给坐在墙边的那位姑娘。”然后，他高高挺起胸脯，眼睛瞅着王根英，脸上露出了自豪的微笑。

    纸条很快传到了王根英手中。她拆开一看，落款是“陈赓”。

    看完纸条，王根英心想：陈赓啊陈赓，你要求婚就老老实实、正正当当来求嘛！干嘛要这么鲁莽呢？难道要我也像战场上的敌人一样，被你一声吼，马上举起手吗？好一个调皮的王根英，只见她向纸条背面轻轻啐了一点口水。转身扬起胳膊，“啪”地一声，把纸条贴在墙上，

    接着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继续听大会发言。陈赓一看大惊：怎么？你要公布于众？！好！你贴墙上，我再写！他又伏下身，在纸上写道：“根英，我爱你！我请求你作我的妻子！”纸燕又飞到了王根英手中。她展开，仅看了一眼，啐点口水，转身又贴到了墙上。

    陈赓一见更来劲了！你不反对，还怕别人不知道，那就是赞成了啊！好，你贴，我再写！

    他又俯身写了第三张：“根英，我发誓娶你为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纸条再次传到王根英手中后，她看也没看，直接翻过来啐点口水，转身又贴到了墙上。

    陈赓还想写，正巧会议休息。这时，会场内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了墙上的纸条。一休会，就马上围了上来。大家读着陈赓的纸条，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有人打趣道：“王根英，你这样处理情书，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站在圈外的陈赓挺得意地接口说：“我看总不是反对吧！她正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陈赓正在向她求婚呢！”

    王根英绷着脸反问：“你别太自信！我为什么要嫁给你？”

    陈赓一听，嗬，好家伙，她终于发话了。他笑嘻嘻地答道：“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这还不好回答？因为我爱你嘛！再说，我们郎才女貌兼女才郎貌，志同道合且有感情基础呀！”王根英“噗哧”一笑，红着脸回答道：“脸皮真厚！”……

    这次大会之后，陈赓写情书向王根英求婚之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他点着陈赓的鼻子，笑他不懂求婚的艺术，说：“陈赓呀，谈恋爱可不是打仗，强攻是不行的。”陈赓说：“革命者光明磊落，爱情也不该鬼鬼祟祟。她贴我的情书，我不怕，她再贴，我再写！”

    周恩来说：“古人曰：欲速则不达。女孩子需要温柔。我教你个办法，先向她道歉，态度要诚恳，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在道歉中加深了解，建立感情，比拼命写情书要可行得多。”陈赓说：“好，那我试试看吧。”

    果然，陈赓照周恩来说的向王根英致歉之后，王根英就爽快地答应与陈赓建立恋爱关系。

    不久，陈赓和王根英终于成为了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婚礼是在汉口举行的。那时，陈赓24岁，王根英21岁。

    1938年3月8日，王根英为了不使党内文件和公款落入敌人之手，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时，陈赓正率领八路军386旅越平汉线西进，追击日军。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时，性情刚强的陈赓悲痛万分，泪如泉涌，在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三月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我的心将随她而去。”

    王根英的牺牲，着实让陈赓悲痛欲绝。不长时间，陈赓身患伤寒病，魁梧的身躯里好像燃起一把熊熊大火，没日没夜烧了整整半个月不见好转，当时的名医也无可奈何。这时，战友们认准，陈赓要从病魔中脱险，先得要医治好他失去妻子的创伤，最好的药物就是帮他再找一个心爱的妻子。

    傅涯和陈赓初识的时候，抗大总校文艺工作团正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演出。傅涯和剧社的两个女伴跟着总校训练队长王智涛去取道具，在王家“巧遇”养病刚出院的陈赓旅长。姑娘们早就听说过陈赓的许多传奇故事，就围上来让他讲战斗故事。陈赓讲：“会昌战斗受伤的时候，我当时真想开枪自杀。想想自己还年轻，活着还能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就装死了……”陈赓没有丝毫的掩饰，既直爽又沉稳，傅涯对他产生了尊敬感。事后，傅涯和陈赓才知道这是王队长的有意安排。

    不久，下部队演出，二人单独见面了。陈赓说：“我这个人有许多朋友，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傅涯犹豫了，参加革命前，自己有过一个“男朋友”（表哥）。她已经去过几次信，可是“男朋友”热衷于化学，坚持要科学救国，不肯来延安。于是，傅涯想等与“男朋友”的关系结束后，再与陈赓交朋友，“让你我再考虑考虑”。

    陈赓爽快地答应了，并且一等就是三年。“这期间，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行动常变，不易通信，而陈赓不变的诚挚信息不停地传来。”今天，傅涯老人这样讲，“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嫁给陈赓，不是因为他是位将军，而是他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对前妻王根英的那份厚重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

    1943年2月，陈赓向傅涯再次表白个人的心迹：“（1）、我会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不会妨碍你对前途进取的努力；（2）、也不会把你调到我的身边做秘书；（3）、我会爱你到永远，这是真心。”陈赓就是这样一个感情丰富、爱情专一而又乐观豁达的人，他尊重女性，耐心等待别人的选择，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不多久，陈赓和傅涯喜结良缘，刘伯承和邓小平腾出司令部的一间西屋为他们办了喜事。婚礼上，能歌善舞的傅涯清唱了一段苏联民歌，爱说笑话的陈赓说了不少令人捧腹大笑的段子。婚后，傅涯便随陈赓回到太岳军区工作。在那里，陈赓给傅涯看他的日记，他在第一本日记前写道：“长征无日记，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我曾经不止一次下决心坚持写下去，但也不止一次半途而废。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惰性。从今天1937年8月7日起，我要坚决地把日记不间断地写下去，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战斗时也好，行军时也好，极度疲劳时也好，始终如一地写下去。要使这次全部抗战的事迹，没有一点遗漏在我的记载以外。”傅涯说：“当我看到这些虽经数年，但依然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日记时，我顿时感到他真是细致，真是用功，我很喜欢他这个好习惯。”

    战争年代分多聚少，分别时傅涯总要送给陈赓一个本子，以便他续写日记。她非常珍惜陈赓用过的日记本，用灰粗布糊了包皮。千里行军，跋山涉水，她始终珍藏在自己身旁。每到驻地，她都要先把日记本拿出来检查一下，在太阳光下晒晒，在老乡热炕上烤烤。她说：“这些日记本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我军将领中，陈赓是传奇色彩最多的一位。这同他活泼好动、幽默风趣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

    陈赓将军是一位智勇双全、战功赫赫的人物。他从蒋介石的禁锢中侥幸脱身，个中的原因是至今都无法揭开的谜团；他指挥过的战斗故事半个世纪之后，仍被军事学家们称颂为“妙笔神来”。尽管他有过失败，但他总是最后的赢家。在他58年的人生中，几乎伴随了整个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历史。

    陈赓之幽默，为大智大公也。盖在于其胸无羁绊，禀性卓迈，故所涉无不发挥其天性之极致。

    据云，陈赓将军的祖父陈翼怀善使大刀，重达40余公斤，抡如旋风，水泼不进。后太平军起，解甲归田，隐居乡里。将军自小聪颖机智，随爷爷练功习武，棍棒拳脚，样样精通。常统领村前屋后“娃娃兵”，演阵比武，指挥自如。及长成大将之才实胚胎于此。

    陈赓将军有表演天赋，模仿各类人物神态动作，惟妙惟肖。年轻时入黄埔军校，为该校“血花剧社”骨干。某日，“血花剧社”排练讽刺剧《皇帝梦》，陈赓将军自告奋勇，男扮女装，饰袁世凯五姨太。演出时，“五姨太”“金莲”碎步，挤眉弄眼，黄埔学生大笑不止。

    20年代末，陈赓将军化名“王庸”，赴上海担任中共特科情报科长。将军或西装革履，如租界之“西崽”；或全副武装，如国民党之高级将领；或绫罗绸缎，如富商大贾。将军与国民党特务称兄道弟，打得火热，皆称之为“王先生”。直到陈赓被捕时，国民党特务还以为是“王先生”玩的把戏。

    某日，上海党组织于法租界某戏院进行秘密接头。参加者，以看戏为掩护，交换情报。散场之际，租界巡捕与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戏院，逐人检查。陈赓将军大声吆喝：“别让共党跑了！”遂与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充当“蟹角”，独把一门，参加会议者皆由其门走。

    陈赓的幽默不仅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在死亡笼罩着的战场上，他都不忘幽默一把。1927年南昌起义后，队伍南撤。陈赓被分在前卫部队，在与敌人的一场恶战中，他左膝盖受重伤，脚腕骨也被打断，不能动弹，敌人进行搜索时，他急中生智，脱去外衣，滚到附近一条田沟里，弄得满身血污。敌人走到他身边，见他闭目屏息，纹丝不动，以为他是死人，踢了一脚就走了。

    这一年，在上党，在解放长治的战场上，陈赓再一次地表演了自己的指挥作战的艺术。

    赤岸村亲人再相聚

    赤岸村。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坐落在太行山深处清漳河畔。现在不是从高空鸟瞰太行山，而是置身在太行山的万山丛中。陈毅司令员1944年过太行，住麻田村，曾写过一首五言诗：“太行深似海，

    波澜壮天地；山峡十九转，奇峰当面立；仰望一线天，俯窥千仞壁。”清漳河水，硬是在太行山中挤开一条缝隙，从北往南奔流而下，和浊漳河汇合，冲开太行山，直出冀鲁大平原。

    作战室是宽敞的，蒙着地图的布幔已经拉开，桌椅排列整齐。虽然外面骄阳如火，但是屋里却显得阴凉、幽静。这是刘伯承司令员多年的习惯，不求豪华，只求宽敞。他就像选择战场一样，选择他的作战指挥部，留有回旋余地，可以运行自如，不受拘束。

    司令员从来勤奋，到达赤峰的当天，就走进作战室。而邓小平政委，也总是神采奕奕，不知疲倦，坐到桌子面前，打开卷宗，批阅文件；一面吸着烟，听取汇报。

    司令部的科、处长，都到齐了。

    刘伯承司令员向作战处长梁近说：“先谈谈情况吧！”

    作战处长梁近打开卷宗说：“石家庄以南，我们攻取了从元氏到武安一段的平汉路；冀鲁豫部队，推进到开封、郑州一线；太行七分区，在新乡一带作战。冀南部队，准备用于邯郸、马头、磁县一带；太岳部队北进到平遥、介休地区；豫北部队控制了焦作铁路。部队全部投入战斗……”

    情报处长魏青说：“胡宗南的第十六军、第三军，正北渡黄河，进占运城。后面第一军，准备跟进。孙连仲，被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下辖七个军：新八军、四十军、三十军、三十二军、二十七军、三十八军、八十五军，奉命向开封、郑州、新乡集结。阎锡山乘我太岳部队北出平遥、介休之际，由史泽波率领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六十八师，六十一军的六十九师，挺进第二与第六纵队，总兵力一万七千人，侵占我上党六城。日军元泉福旅团，于八月二十三日撤到沁州。史泽波于二十五日，占我六座县城，组成一个防御体系。以长治为中心，四围有襄垣、夏店、虒亭、屯留、大头堡、上村、岚水、南垂、长子、潞城、壶关等外围据点。主力三十七师、六十八师和六十九师一个团，集中长治城。其余都是杂牌和少数正规部队，现正在抢修工事。”

    事情很明显，我军在同蒲、平汉、陇梅、正太四条线上作战，敌人又深入我腹心地带，而蒋介石又兵分两路北进。刘伯承司令员拿起放大镜，走到地图跟前。使人不解的是：司令员不看上党地区，却用放大镜在审视豫西的地形和鄂北一带的道路、河流，察看襄樊、汉水一带，测量从那里到平汉线的距离，一边向邓小平政委说：“蒋介石将后悔他跑得太远了，连‘向后转’也来不及。”

    邓小平政委说：“所以甘愿挨骂，也得给汉奸受降的权利。”

    刘司令员说：“阎锡山倒是积极得很，还没进太原，就先派人抢夺上党。”他放下放大镜说：“陆路上调集兵力不易，一下集中七个军更难。十几万士兵的衣服、鞋子、雨具、装备、弹药的补充，车辆的征用，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最后，他下了断语：“蒋介石想在平汉线上发动攻势，至少得一个多月的准备，还得天老子帮忙，不落雨才行。”他看了看窗外，此刻骄阳耀眼，梧桐树的叶子干净透明。空中没有半点纤尘，澄清如水，正是秋高气爽，令人心旷神怡之际；可是也是雨季到来的季节。他向邓小平政委说：“时间很紧迫，算来还来得及。胡宗南暂不管他，让他分散兵力，对我们有好处，这也是胡宗南心甘情愿干的。”

    参加会议的人，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向司令员、政委敬礼，因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鼓舞人心的决策，刘、邓又回到太行山。浴血苦战八年的艰苦岁月已经过去，尽管前途未可确切地估量，但人们有充分的信心，向即将来临的厄运抗争，敢于迎接任何人的挑战。

    刘伯承司令员说：“日本法西斯倒台了，蒋介石却不肯罢休，一面邀请我党派代表到重庆谈判；一面积极进兵。蒋介石是想把中国人民再一次打入内战的血海，不想给人民以和平、民主。”

    邓小平政委接上来说：“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我们晋冀鲁豫首当其冲。中央精神：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邀我党派代表谈判，我党中央派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到重庆谈判，给人民争取和平。蒋介石要是发兵打来，我们就以战斗来消灭敌人，来配合我们代表的谈判。打得越好，对谈判越有利；打不好，和平破裂，跟着来的就是战争。”

    太行山的秋夜，清新而又凉爽，白天的一切嘈杂声，都平静下来了。秋虫活跃起来，蟋蟀、金钟儿，一声声地叫着；纺织娘扇动着透明的翅膀，发出纺轮似的声响；微风吹过梧桐，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人们都已经安歇了。可是司令部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电话铃不住地响着，电台的马达声，把整个河谷都震得颤动起来。

    灯光下，映出刘伯承司令员的面庞。司令部的处长、科长以及纵队司令员们，都参加了这决策性的会议。

    作战处长梁近，和科长张华达成协议：他是处长，不便敞开思想谈问题，他有顾虑，想把有些问题摆出来，又怕影响领导上的决策，影响下一步作战。所以他让张华发言，这样可以畅所欲言，少些顾虑，特别是在刘、邓面前。

    邓小平政委在一边坐着，吸着烟。刘伯承司令员心气平静，不急不躁，聆听着对方的发言。凡事他不愿急于作出决定，不论提出什么方案，他都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争议，甚至可以推翻。他愿意把全部问题摆到桌面上谈，以免在决策时犯主观、片面的毛病。

    刘司令员说：“打仗非同儿戏，特别是初战。”他特别强调“初战”。“打第一仗，选在哪里，选谁，关系着斗争的全局。”他已经敏锐地感到：他和政委从延安回来，人们精神振奋，情绪昂扬，预示着要打大仗了，局势发展如此迅速，时间紧迫，战争就在眼前。

    张华说：“部队少，普遍感到疲劳，没法替换休整。连续作战已经半个多月，几乎全部是攻坚战。我们火力弱，弹药奇缺，敌人又顽守据点拒不投降。夺取每一个城镇，都得付出相当的代价，部队伤亡很大。目前，阎锡山夺取了上党；蒋介石又是两路进兵，仗可能是越打越大，我们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

    这一切都是事实。中央提出壮大人民力量，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敌人就已经动手了。

    刘伯承司令员说：“全面撒开，平均使用力量，等于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结果一个也捉不住。兵力集中使用，可以形成局部的优势。取得上党，我们就能立于主动地位。”

    张华说：“上党几座城，都是日寇多年经营的设防城市，晋军的长处是‘守’，我们没有重武器夺取坚城，全凭手榴弹、刺刀、木梯、跳板，势必招致重大伤亡。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如果主力部队被拖在坚城之下，旷日持久，蒋介石乘机大举进攻，同蒲路胡宗南集中三个师；平汉路敌人集中七个军；而且目前邯郸、安阳、新乡等几个城市，都在敌人手里；平汉路东，还有十几座城市没打下来……”

    刘司令员看看情报处长魏青。

    魏青说：“上党之敌，主力集中长治城，外围只有六十九师的一个团和六十八师的一个营，其余都是杂牌。目前在赶修工事。”

    梁近插进来说：“史泽波的意图很明显，把主力放在长治城。长治城是敌人永久设防城市，史泽波又在加强他的防御工事……”

    刘司令员说：“我围点打援。”

    梁近说：“敌人也可能不援，死守一点，消耗我有生力量。我们在三条线上作战，不可能抽出更多的兵力于一个战场。”

    刘司令员说：“围城打援。敌不来援，我逐个夺取。”司令员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说：“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蒋介石有嫡系和杂牌的矛盾，史泽波的部署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外围的杂牌，再打守城的正规军。办法是‘夺城打援’，敌不来援兵，我就夺城。仗要一个一个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集中部分主力，夺取上党，先清除这个心腹之患。胡宗南由他北进，孙连仲短期集中不起来。太岳抽陈赓一个纵队，从冀南陈再道那里抽一个纵队，太行出一个纵队，再加上军区的部队，集中三万余人进行上党战役。”

    梁近说：“这和中央精神有出入。中央指示：切断主要交通线，并占领两侧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

    刘司令员说：“开始我们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跟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形成重点，分出主次，什么都要分清主次。把我们的计划上报中央。”

    梁近提醒道：“雨季马上到来。”

    刘司令员说：“雨季对我们和敌人都是一样的。”

    张华提醒说：“次要战场呢？”

    刘伯承司令员说：“同蒲方面，太岳军区部队用于同蒲方面，主要是钳制胡宗南的北进，冀南军区，立即部署夺取邯郸、马头、磁县，准备战场。冀鲁豫方面，看来开封、郑州夺取不易，把部队调过来，用于平汉路新乡与安阳一线，看发展趋势，将来主要战场在平汉线。夺取上党才能避免两面受敌，军队才能高度集中，动员才能够全力以赴。”

    梁近说：“阎锡山绝不会坐视上党丢失，很可能当我们打得难解难分之际，蒋介石和阎锡山同时出兵。”

    刘伯承司令员乐了：“战争不是纸上谈兵，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如果双方都具备同样的条件，那就决定于指挥员的正确判断和指挥了。现在敌人是锣齐鼓不齐，还打不到一个点子上。阎锡山已经登场，胡宗南赶着穿行头，孙连仲正在打脸谱。”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看政委。

    邓小平政委静静地听了刘司令员和大家的意见，爽朗地说：“定下来吧！早些动手可以打得从容些，立即电告中央，立即调部队，好在陈赓、陈再道，陈锡联都在这里。”

    刘伯承司令员口述电报：“中央军委：”

    张华立即开始记录下来，会场一片肃静。

    “二十六日电悉。我们现在的部署与电示略有出入。阎军一万七千人，深入上党，非集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主力，太岳主力，冀南主力，加上军区部队，共约三万一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宋、杨、苏来电，攻取开封不易，已令其留一部于延津、封邱一带活动，主力向平汉，置重点于新乡以北，求得占领一、二县城，扫清平汉路两侧敌、伪。已令太岳军区部队，沿同蒲线加紧破路。上党战役完毕，太岳主力立即转向同蒲线。”

    张华把记录稿交给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签字。

    邓小平政委签完字后说：“得立即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只要有广大群众参战，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现在看来，敌人在平汉线，将集中七个军；同蒲线上，已经有了三个军。占据上党的史泽波，是一个军加两个纵队；沁州还有日军一个旅团的兵力。我们，只有四个纵队加一些军区武装，和敌人悬殊太大。”

    外面响起一个熟悉的妇女的声音：“刘司令员回来了，让我看看，刘司令员在哪儿？”

    这就是刘伯承司令员一下飞机就问到的“太行子弟兵妈妈”。老大娘被最小的儿子柱子搀着走进来，门口出现了一位双鬓白发、慈祥可亲的老大娘的面孔。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在场的人，一下子都站起来，

    大娘六十多岁了。

    1938年，日寇纠集了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把我军主力合击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我军一举攻克武乡。日寇苫米地旅团长，率领第一一七联队，及骑兵、炮兵、辎重兵三千多人，直扑武乡，进到长乐村。刘伯承师长决定，对这股敌人进行袭击，以陈赓三八六旅的七七一团、七七二团；陈锡联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三四四旅的六八九团；分成两个纵队，在漳河河谷马家庄、长乐村一带，袭击敌人，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

    战前，大娘亲手给丈夫装上干粮，送丈夫去支援八路军作战；又给当了八路军战士的大儿子捎去一双鞋子。她知道儿子在山地作战，日夜行军，爬山、涉水，让他穿上这双鞋，去消灭敌人。

    枪炮声整整响了一天。

    长乐村战斗，消灭了两千多日本鬼子，漳河河谷里摆满了日本兵的尸体，这一仗粉碎了日本鬼子的围攻。

    送走丈夫的那天，大娘心神不安地、老是听着远处传来的炮声，她激动的心跳得咚咚的响。八路军是太行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和子弟兵相依为命，血肉相连，心心相印。人们兴高采烈地传送着捷报。她高兴地期待着丈夫回来，期待着儿子的消息。可是他们父子二人，都在这场激战中英勇牺牲了。大娘听到这个消息，浑身都麻木了，她简直无法相信，她的亲人就这样一去再也不能回到她身边了！她想哭，想把心里的话都哭出来，可是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她的心口堵住，使她哭不出声来。她如痴如呆地待了三天，带着二儿子在村长的帮助下，把丈夫和大儿子的遗体搬了回来，安葬在自己房子的附近。这天夜里，她伤心的哭声，使得满村的人都感到悲痛。第二天，她擦干了眼泪，决意把第二个儿子送去参军。她被誉为“太行人民子弟兵妈妈”，她像爱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爱护着八路军的战士和干部。

    1940年，在消灭国民党顽固派九十七军朱怀冰的战斗中，她的第二个儿子也不幸英勇牺牲了。老大娘呆呆地坐在门前，朝着二儿子参加战斗的方向望着，望着望着，她看见儿子走来，扑到她的怀里，她用力一抱，抱了个空。小儿子柱子走来劝妈妈：“妈妈，别难过，我也要当兵，给爸爸、哥哥报仇。”

    柱子刚到15岁，就当了民兵。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了，全村的人欢蹦乱跳，鞭炮齐鸣。日本法西斯倒了，没有来得及为亲人报仇，那深深的积恨啊！整整在她心底装了八年，大娘痛痛地哭了一场，为死去的亲人，为长眠在地下的丈夫、儿子，她再也忍不住了！

    日本投降了，该过和平日子了，可是亲人在哪里？只剩下一抷黄土，坟上长满了青草。埋在地下的亲人瞑目长眠，再也睁不开双眼，听不见亲人的声音了！

    阎锡山抢占了上党六座县城，气得大娘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听说刘司令员回来了，她再也坐不住，让柱子搀着自己，来找刘司令员。

    刘伯承司令员赶快迎出来，歉疚地说：“你好，大娘，子弟兵妈妈，回来就开会，本来应当先去看你的……”

    老大娘站在刘司令员面前，仔细打量着刘司令员说：“一眨眼工夫，你离开我们两年了，太行乡亲们多么想你呀！让我看看，你瘦了！”

    张华拿过蜡烛，举到刘司令员脸前，人们都乐了。

    大娘说：“乡亲们担心你不回来了，都盼望你回来。我们山沟里没有好吃的，就是柿子面和棒子面，你们跟着我们吃了多少苦，一起吃糠咽菜……”

    刘伯承司令员感慨地说：“太行父老还没过上平安日子，我刘伯承哪里也不去！”

    大娘说：“我们盼望你永远在我们这里。”

    人们都凑上来，把大娘围在中间：“大娘要我们吗？”一个人挤上来问。

    大娘一一看过，惊讶了：“啊呀！陈赓，李达，陈锡联，陈再道，杨勇，宋任穷，他们都在哪儿？”

    邓小平政委说：“他们正在前边打仗。”

    大娘说：“这就好，有了你们，俺老百姓的腰杆子就硬了。”大娘问刘司令员：“蒋介石和阎锡山这些家伙又回来了，占了上党，怎么办？”她期待地望着刘司令员。

    刘司令员把脸转向柱子。柱子剽悍、英俊、朝气勃勃，已经长成一个好后生了。这时柱子两眼像穿梭似地看着刘司令员、邓政委和各纵队的司令员。这么大的官，又这么多，挨的又这么近，他羡慕极了。顿时激起年轻人的英雄气概，他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消灭蒋介石和阎锡山反动派！

    刘伯承司令员问道：“柱子，你们年轻人的意见？”

    柱子率直地说：“消灭他们龟孙子。”

    刘司令员乐了：“太行人民老一辈和年轻一辈都发号施令了，我这个司令员就得执行。”他向大娘说：“我们这个队伍是吃太行人民的奶长大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这次回来就是要打仗，先从上党开始。”

    一听从上党开始，大娘激动地说：“你下令吧！我把我这最小的一个儿子交给你，叫他当兵去。在参军大会上报名。”她把柱子往司令员跟前一推。

    刘伯承司令员却为难地摇摇头说：“独子不征。”

    大娘也乐了：“我猜你会说这个话。你也知道，蒋介石来了可不管独子不独子，他是要把我们这些人斩尽杀绝的。我这是自愿，也是孩子的志愿。大敌当前，我不会害怕的；柱子也提出来要参军，没有兵怎么打仗？明天他就去报名，我亲自去送柱子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