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
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而我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
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做安的美丽女子——与我童年时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队员。
他有很高的体育天赋，拥有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有着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
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
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
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
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另外一个学校的男生打得火热，但是她却并没有拒绝和我交往。
一开始，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可她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
于是，我故意疏于我的学业，因为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来报复我的父亲。
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
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中途辍学。
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
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
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头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
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
接着法哈德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出去，推到酒吧外边的“水獭河”（Otter Creek）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
我们跳下去，然后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
不过，后来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
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
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
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
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
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
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
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
虽然我一边开玩笑说自己被绑架了，但是也对自己从父母那儿沿袭的古板、假正经耿耿于怀。
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的最高级部门的官员。
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
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
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
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的祖先们的故事长大的——像托马斯 ? 潘恩（than Allen）。
我参观过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
我读过我可以找到的每一本历史小说。
事实上，当读到相关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情形的时候，我倒是很想参军。
后来，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
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
他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
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那一整天我都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问题。
他们告诉我，这些测试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弱点进行测评，而这些测评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
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
在测试中，我承认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我反对战争。
我很惊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穷追不舍。
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心理情愫。
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
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向校警撒谎，维护法哈德的那件事，这让我感到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反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欣赏的。
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
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丰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所有这些“特质”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
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我对父亲的反叛、我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我对警察的谎言，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
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为美国情报机关在伊朗本土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了我的间谍技巧培训，当然这是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
在我正式接到工作许可之前，我又冲动地参加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
他们的主要“卖点”也和国家安全部一样——能去那里工作的学生也可延迟参军。
决定去听那个讲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的“偶然”之一，当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招聘人员介绍了全球几个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
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当地人过着原始的土著生活。
从我的先人们在新罕布什尔安家时起，我就一直梦想可以过着像当地印第安阿布纳基土著人（Abnakis）那样的生活。
我清楚我的血管里有着阿布纳基人的特质，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对森林知识了如指掌。
在讲座结束后，我走到招聘人员面前，问他我被选中派遣到亚马逊森林的机会有多大。
他说，他们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
于是我立刻致电弗兰克叔叔。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
他坦白地说，在攻克河内之后，亚马逊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
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人去那里——要能理解当地人的人。
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
他笑着说，“你最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
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到经济杀手，尽管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
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
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20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我在这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逊。
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的失望。
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
哦，天哪！我想去亚马逊地区，却让我去非洲！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
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
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逊河源头。
我接着读下去，才知道厄瓜多尔森林是全球物种最多样化和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他们朴实的原始生活。
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
在亚马逊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居民共同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 “预科生”。
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
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某种不可言喻的血缘关系。
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下贱的提尔顿“镇民”。
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艾纳 ? 格列夫（Enar Greve）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 ? t . 美因顾问公司（C.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
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国际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国际银行向厄瓜多尔和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
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
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U.S. Army Reserve）的上校，我告诉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
他也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当过“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着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
我现在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的是：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呆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
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
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也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
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发了至少15封长信。
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要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我结束了在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
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
他说，他之前聘任过3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2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1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
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
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
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
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
那年我26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
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
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
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欲膨胀。
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
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
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
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
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的许多时候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
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做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 ? 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
截然不同的耶稣
我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那天晚上达朗在万隆表演木偶戏的情景，那个漂亮的英语系女生的话也时刻萦绕在我的耳边。
那个晚上的经历，让我的思想跃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当然我还不至于完全忘掉我们到印度尼西亚所肩负的任务，只不过，此刻我的反应完全被情绪所控制。
通常我都能够找到很好的理由让自己冷静下来——从历史事件中寻找慰藉，或者是完全依靠个人的自制力控制情绪。
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人之常情——艾纳、查理、我和其他所有人在做的，都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赚钱养家活口，照顾自己以及亲人。
与那一班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讨论，逼着我要正视问题的另一方面。
透过他们的眼睛，我意识到，美国所谓的援助政策对于帮助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目光短浅的。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要搜集用于经济预测报告的资料，我就必须到雅加达去。
我把空闲时间都用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将这些写成日记。
我在雅加达的街道上溜达，不时向街头的乞丐施舍一些零钱，我还尝试着去接近麻风病人、妓女和街童，与他们聊天。
同时，我开始反思外国援助的本质。
究竟在帮助不发达国家（LDCs）减轻他们的贫穷与困难的过程中，发达国家（DCs，世界银行的术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合理？我还想知道，外国援助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什么时候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与私欲。
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怀疑这种援助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如果不是的话，这种状况要怎样才能改变。
我肯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帮助全球受疾病和饥饿困扰的人，可我也同样肯定，我们采取援助政策的目的很少是帮助这些受苦的人——如果美国曾经也有过帮助他们的念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