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与潘照临密谈了近两个时辰，方才分别离开大相国寺。石越并没有回他的相府，而是直接去了尚书省。
尽管已经做了要妥善安置南逃百姓的决议，但是时间仍然太仓促，即使唐康他们在大名府殚精竭虑，但试图将难民全部安置在五丈河至梁山泊以北的设想，也难以实现，到五月下旬，仍有上万名难民逃到了汴京——虽说这个数字已经令两府感到欣慰了。
开封府下令城内寺观收容难民，施粥赈济，又征募成年男子到汴河等处搬运货物，或者去协助修葺汴京城墙，疏通河道。王岩叟为了应付这些事，忙了个人仰马翻。
但与此同时，两府对于南撤百姓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拱圣军进驻深州，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深州以南的赵、冀、刑、恩诸州百姓，恋土情重，加上对战局令人哭笑不得的乐观，竟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南撤。不仅绝大部分的百姓都心存观望，连这四州的官吏也不断有人上表反对南撤，其中刑州自恃地形有利，境内有大陆泽可以限制辽军，而以往辽军南犯，对刑州之骚扰也有限，因此自刑州知州、通判以下，竟公然违抗诏令，又是征募义勇守御城池，又是在境内各州县组织百姓结社自保——连北道都总管府也站在了刑州一边，孙路与唐康一面替刑州开脱，一面先斩后奏，送给刑州大批的兵器与纸甲。
枢密会议内，两府之中，对于南撤百姓不以为然者本来就甚多，且安置难民的确是一件极困难之事，此时更是顺水推舟，最终石越与范纯仁亦只得默认。
讽刺的是，姚兕冠冕堂皇的诸多理由中，原本是包括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时间的……
可人心真是件微妙的东西。
石越完全不能明白深州以南的百姓与州县官吏的乐观情绪从何而来，但实际上，汴京士民的情绪更加乐观。汴京一般市民的舆情，此时是十分猛烈地抨击着两府过于谨慎，汴京所有的茶楼酒店当中，对于大宋未能在五月份将辽主生擒至汴京献捷，皆是十分失望。
而朝野的士大夫们虽然不至于对石越提出如此高的要求，但也极少有人考虑到战败的可能。虽然有一些人对于《讨契丹诏》十分不满，认为此诏杜绝了提前议和之退路，非谋国之言，但是，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之中，这样的言论几乎全被掩盖。
虽然石越可以确定，倘若河北战场遭遇重大不利，《讨契丹诏》势必成为他与范纯仁的罪状之一，但至少此时此刻，士大夫们议论的，是要如何惩罚契丹。许多人献策对付契丹，而其中有半数以上，竟然是在大谈收复燕云之术。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信心甚至影响到两府。
战争初期的震惊、惶惧，此时早已经一扫而空。这也直接影响到石越在御前会议的地位，他虽然仍是首相，但是，既然大家都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那么对石越的依赖感自然而然就会降低。两府诸公也就不可能如一个月前那样，对石越惟命是从。
便是高太后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南撤河北军民在执行上出现的折扣，便是这种心态变化后最明显的后果之一。
至五月二十七日为止，据北道都总管府的估计，赵、冀、刑、恩四州南撤百姓，总计不过区区两万五千余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视为是大雨的影响——难民主要来自深州以北诸军州，因为辽军所至之处，大肆掳掠人口，造成大约近二十万的百姓南逃。
如何安置好这二十万的难民，在整个五月份几乎都是令两府最食不知味的事情。
为了以防万一，在司马光的灵柩离开汴京后，曾布便要北上去执行吕大防的建议——除了妥善安置逃难百姓外，还要从这些百姓中征募年轻力壮的男子，编成厢军，来负责大军粮草运送、道路桥梁的修葺，为此，御前会议决定一次性征募四万厢军。
石越对此也无可奈何。对大宋朝廷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惯性思维，将这些青壮男子募为厢军，的确可以将动乱消弭于无形，而且此番大军作战，虽然是本土作战，补给线不长，但兵力之多，没有三十万以上的役夫来负责运送后勤补给，也难策万全。而将这些逃难百姓招募为厢军，比起简单的征募夫役，也的确更加能保证百姓的权益，吸引力也更大。厢军的薪俸即使被克剥，但比起小吏对夫役的苛酷，亦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征募厢军容易，裁撤厢军困难，此时却是没几个人会去考虑了。
想到这些，石越又不由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也许战争之后，他就要退隐山林了，而他竟然还在操心这些未来的事情。
他已经决定采纳潘照临的建议，从大相国寺到尚书省的路上，他便已经想好了如何措置此事。
他会先向高太后建议，拜韩维为左丞相，范纯仁为枢密使。这会是一个体面的安排，虽然韩维本人未必想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但既然人选已经提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竞争。韩维资历远高于石越，让他任左相，可以避免造成韩维心中的不快——如此一来，韩维终于做到人臣之极，对年事已高的韩维来说，致仕之前能拜首相，他的一生可算圆满了；而石越也不必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
战争结束之后，韩维多半便要致仕了。石越也已决意退隐，将来的左相与右相，不出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三人。韩忠彦身为遗诏辅政大臣，有先天的优势，石越必须要尽早巩固范纯仁的地位，由吏部尚书而枢密使，历任两府，范纯仁的资历也就完整了，加上此番与辽国作战，范纯仁若处在枢密使的位置上，自然是功劳卓著，谁都抢不走他的功勋。
而范纯仁腾出一个吏部尚书给吕大防，亦足安抚最顽固的旧党。如此一来，他便可以留出空间，以便日后能让许将升任工部尚书，而让曾布任枢密副使……
战争期间不宜有过于剧烈的人事变动，但连石越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旦心里有了退隐的想法，他就已经在本能地开始进行布局了……
高太后多半不会拒绝石越的建议。然后，他就可以请求高太后在西湖边上赐给他一大片庄园，同时让人将汴京的产业卖掉。自然不能公开说出战争之后他就会退隐，这样反倒像是逼高太后表态，他只要表明心迹就行。
最后，石越会请求高太后让殿前侍卫班随他出征。
殿前侍卫班全是烈士子弟，对赵家忠心不贰，都指挥使呼延忠是先帝亲信之臣，忠于皇帝，与石越更是素无交往，两家连普通的人情往来都没有。身边带着这三千骑死忠于赵家的羽林孤儿，就算将兵权交付石越之手，高太后也绝对可以高枕无忧。
若他能主动做到令高太后与两府安心，那么，石越便能真正地无后顾之忧，否则，他时刻都要担心随时会有一纸诏书至军中，将他召回，然后面临的将是不测之祸……
不知为何，当石越做出这番布置后，他的情绪竟然变得高昂起来。
甚至于对前线的运筹，他也有了比潘照临所建议的更全面的想法。
石越回到东府时，韩维、范纯仁诸人正在商议事情，见着他回来，各自见过礼，范纯仁便道：“子明丞相回来得赶巧，今日的边报刚刚送到……”
石越见他脸上犹有戚容，知道他仍是在感伤司马光之逝世，他本想劝慰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张张口，脱口而出的却是：“如何？姚兕那里可有何动静？”
“深州倒还无事。倒是章子厚与阳信侯上表，道已将那些生女直俘虏，着人经水路押解至大名府关押……”
“这是要献俘吗？”石越闻言不由一愣。
“这多半是章子厚的主意。”韩维捻须插道，“他道是怕这些女直人在河间府久押生变——但阳信侯将那个女直头领留下了。”
“完颜阿骨打？”
“似是叫这个名字。”范纯仁道，但石越见他神色，便已知他其实也不记得这名字。石越心里当然知道阿骨打是何等人物，其实上次唐康使辽归来，便多次跟他提起过，但他也没太放在心上，此时只是有些好奇：“他留下阿骨打做甚？”
“阳信侯招降时，许诺日后送他们返乡。不过他想让这个什么阿骨打随云骑军打仗，同时帮他训练云骑军。”范纯仁一面说，一面将田烈武的奏折递给石越，道：“丞相且看看这个，为瞒过契丹人，还给这个女直人起了个汉名，叫甚颜平城……”
“那亦随他。”石越细细读过田烈武的奏折，又说道，“他想留下，便由他留下。这阿骨打虽是生番，但上回唐康时使辽，便甚是称道他，若能为我大宋所用，亦是美事。若不能为我所用，仍吩咐大名府好好看管这些生番，咱们亦不必对生番失信。”
但石越心思显然全不在此，说完又道：“某所担心的，还是姚兕与拱圣军——他到了深州，便如同将一块肉送到狼嘴边，不管是骨头还是肥肉，辽人总是要啃一口的。我只怕这雨一停，深州便要有大战。想来想去，还是要设法策应拱圣军……”
“但司马梦求与刘舜卿皆十分反对在深州仓促大战。”范纯仁摇头道，“司马梦求昨日还说，河朔禁军畏敌如虎，可殿前司诸将却全是求战心切，甚是轻视契丹人。他担心诸将到了河北后，便全如拱圣军一般不听节制，故此才刻意压制诸军，不令他们离开驻所……总要河北宣抚使选定后，再令他们北上。”
“嗯。”石越点点头，沉吟了一小会儿，抬眼望望韩维，又望望范纯仁，缓缓说道：“某这几日想了想……”
他方说得这几个字，便已吸引了厅中所有人的注意力，不仅韩维与范纯仁，那些个正埋头做事的文吏，也都抬起头来，偷偷望着石越。自成立御前会议后，暂时打破了两府藩篱，由石越、韩维、范纯仁三人，一齐在原来的政事堂办公；而许将、司马梦求等人，则在枢府办公；苏辙、吕大防等人虽同在东府，却是另辟了几间厢房。如遇有事，小则在政事堂会议，大则至高太后前奏请御裁。如今这政事堂中的文吏，都是自两府抽调来的精干可信官员，因此石越倒不甚避嫌。若是以前，内探、省探防不胜防，如此大事，石越断不敢当着这些文吏张口。
石越顿了一下，又看了一眼众人，继续说道：“司马陈王物故后，某便是首相，依国朝故事，国家有事，某理当出外领兵……”
他此言一出，政事堂中，仿佛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韩维与范纯仁对视一眼，二人皆是十分意外，但见石越神色，却是认真之举，范纯仁抿抿嘴，委婉道：“丞相，此事尚请三思，韩忠彦足当此任……”
韩维也说道：“子明，此事非同小可……”
他二人却都是真心实意为石越考虑，只是这些事情，却不能明言，二人都是忠君观念极重之人，总不便当众说些“功高震主”之类的话。
石越望着二人，点点头，但态度却是十分坚定：“朝中之事，有二公主持，吾无后顾之忧矣。某也想明白了，这天下之事，算来算去，总是算不清楚。倒不如想简单一点，先国后家，他事便听天命可也。”
“丞相……”范纯仁还想再劝，却听韩维已说道：“子明，若是顾忌福建子，不若由某出外领兵。”
韩维如此推心置腹，让石越又是意外，又是感动，但他此时主意已定，便不再犹豫，摇摇头，沉声道：“韩公还是坐镇朝中，更妥当些。某已想过，吕吉甫之事，倒亦有万全之策。”
“哦？”
“某观辽军作战，每每一将之兵，便有数万之徒，而吾军一军之众，不过万余。兵少又不及辽军之精练，此非克敌之道。如今之策，还是要将数军结为一军，以抗辽人。某以为，朝廷可设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在河东、京东各设宣抚副使，凡宣抚使司以下，设诸都总管府、行营都总管司，各辖数军之众，如此，庶可以与辽军一决高下。
“如河东路，可以章楶为宣抚副使，下辖三都总管司：河东行营都总管司，以折克行为都总管，辖飞骑军、河东番骑、河套番军；雁代都总管府，以章楶兼任，辖神锐四军、飞武三军；太原都总管府，以吕惠卿兼任，辖教阅厢军太原军及府内巡检——吕惠卿为判太原府，兼任本郡都总管府，亦是合情合理……”
这宣抚使下设立行营都总管司，其实也是迟早必行之事，并非什么奇谋妙策。但石越这么一说，韩维与范纯仁便立时会意，这的确足以搪塞皇帝了，小皇帝不知道听了谁的话，想让吕惠卿领兵，那便让他领兵，到时候将太原府之厢军、教阅厢军、巡检、乡兵义勇之类，全部算上，也是一支“大军”，小皇帝只会知道吕惠卿与章楶、折克行一样，各领一路“大军”，哪里能知道这太原府上不着天、下不挨地，道理上可以北出雁门、东下进陉，实际上却什么也干不了。
但二人见石越思虑周详，便也知道，他出外领兵之意已十分坚定。如若是石越自己决定要出外，那么的确也没什么理由阻拦。二人与石越私交都不错，心中虽然担忧，但毕竟如今最要紧之事，仍是与辽国之战争，石越若能出外领兵，自然是于战局最有利的，况且二人都深知石越行事风格，多半另有妥善安排——虽然他们都很难相信此事竟能有什么“妥善”的解决办法，但也便权当自我安慰，不再多说。
然而，此时，三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磨磨蹭蹭，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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