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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我待在厨房里等待警察，可是烧焦的茶壶冒出了一股苦味，蹿进我的喉咙里隐隐作痒，害得我动不动就要反胃，于是我走到前廊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强令自己保持冷静。我一直在打艾米莉的手机，却一次又一次被转到了语音信箱，一次又一次听见她保证会回我电话。艾米莉回电话一向很及时，可是三个小时过去了，我已经给她留过五条留言，艾米莉却还没有打电话回来。

    我也预料到她不会回电话。待会儿我会告诉警察，艾米莉绝不会扔下正煮着的茶壶离家出走，不会扔下敞开的大门，也不会扔下要熨的衣服。艾米莉做事有一股誓不罢休的劲头，她可不会半途而废，就算她认定自己并不喜欢肩上正扛着的这副担子（举例来说，比如她那个毛病多多的丈夫）。在我们去斐济海滩度蜜月的两个星期里，艾米莉的脾气已经初见端倪：当时我在一本接一本地消遣着惊悚小说，而她居然一口气把古里古怪的读了许多页，时不时嗤之以鼻地对我翻个白眼。自从艾米莉失了业，我们又搬回密苏里州以后，她的生活便一直绕着各种无休无止、无关紧要的家常琐事在转——她不会扔下那条裙子不熨的。

    再说客厅里还有搏斗的痕迹。我已经预料到艾米莉不会回电话，我想要把事情推进到下一步。

    眼下是一天中的黄金时刻，七月的天空万里无云，缓缓落山的夕阳仿佛一盏聚光灯一般照亮东方，将一切镀上了一层金色，万物显得富丽堂皇，好似一幅佛兰德画作。这时警察到了我家，整个场面看上去颇为悠闲：我一个人坐在前门的台阶上，一只鸟儿在树上高歌，两名警察施施然迈步出了汽车，仿佛他们正要顺路来逛逛社区里举办的一场野餐会。这是两个稚气未脱的毛头警察，大约二十多岁的模样，看上去空有一腔自信却缺了几分本事，一贯管些邻里杂事——要是哪家的青春少年不顾宵禁到处乱跑的话，他们倒挺会替不安的父母们宽宽心。其中一名西班牙裔女警把一头黑发编成了长长的辫子，一名黑人警察摆着海军陆战队员的站姿。话说回来，在我离开家乡的那些年里，迦太基多了些有色人种（其实也不算太多），但种族隔离的状况却仍然没有多少变化，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有色人种往往是些出于职业原因到处走动的人，比如送货员、医护人员、邮政工人、警察。（“这个城市的白人气息太浓了，让人有点儿不舒服。”艾米莉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可是当初在曼哈顿那座大熔炉里，她的朋友里面也只数得出一个非裔美国人。于是我指责她不过是想要拿少数族裔粉饰门面，用人家充当摆设罢了，我的说法可算是惹毛了她。）

    “邓恩先生？我是贝拉斯克斯警员。”女警说道，“这位是里奥丹警员，你是在担心自己的妻子吗？”

    里奥丹一边打量着眼前的道路一边吮着一块糖，我可以看到他的目光追随着一只飞鸟掠过了河面，随后他猛地掉转目光端详着我，那双抿起的嘴唇说明了一件事——此刻他眼中的我和其他人眼中的我一般无二。我长了一张看上去挺欠揍的面孔：本来好端端一个工薪阶层的爱尔兰小伙，看上去却十足是个靠信托基金过活的花花大少。为了少惹是非，我经常露出一抹微笑，但这招有时候压根儿不起作用。在大学时期，我甚至试过戴上一副带有透明镜片的假眼镜，借此扮出几分和蔼可亲的气质。“你知不知道，戴上这副眼镜你显得更讨打了？”玛戈说道。我赶紧扔掉了眼镜，又露出一抹微笑。

    我招手示意警察们进屋，“请到家里来看看吧。”

    两名警察走上台阶，每走一步都传来一阵皮带和枪发出的吱嘎声与哗啦声。我站在客厅门口，指了指屋里的一片狼藉。

    “喔。”里奥丹警员边说边轻轻捏了捏指关节，看上去顿时打起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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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饭厅的餐桌旁边，里奥丹与贝拉斯克斯一边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倾着身子，一边开口问我一些问题：出事的是谁，在哪里出的事，拖了多长时间。他们两个人确确实实竖起了耳朵，这么说一点儿也没有夸张。两名警员避开我打了一通电话，里奥丹告诉我，总部方面已经为此案派出了刑警，看来我居然有幸得蒙警察局另眼相看了。

    里奥丹第二次开口问我最近是否在小区附近见过陌生人，又第三次提醒我迦太基有一群四处转悠的流浪汉，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疾步穿过房间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毫无疑问是个女声，“邓恩先生，这是‘康福山’养老院。”——是“康福山”养老院，我和玛戈把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就送到了那里。

    “现在我不方便接电话，待会我会给你回电话。”我凶巴巴地说，随即挂断了电话。“康福山”养老院那群女工作人员让我很是看不顺眼，她们一个个不苟言笑，显得一点儿也不体贴。她们的工作又折磨人薪水又低，也许因此才从来没有笑过，也从来不说一句暖心的话。我知道我不该对她们发火，其实让我火冒三丈的是另一件事：我的母亲躺在九泉之下，父亲却一直在人世徘徊。

    这个月养老院的账单应该归玛戈料理，我敢肯定七月的账单归玛戈，但我也敢肯定她认定应该归我料理。我们已经干过这种事情，当时玛戈评论道，我们一定是一起下意识地忘了寄支票给养老院，其实我们两人真正想要忘掉的是我们的父亲。

    我正把躲在隔壁空屋子里的那个陌生男子讲给里奥丹听，门铃却响了起来，听上去没有一丝异样，仿佛我正在等人送一份比萨饼外卖。

    两名刑警带着一脸倦容进了屋，看上去已经忙了一天。又高又瘦的男刑警长着一张锥子脸，女刑警则丑得出奇——那可真是丑得骇人听闻、鬼哭狼嚎：一双丁点儿大的圆眼睛牢牢地钉在脸上，仿佛钉上了一对纽扣，脸上长着一只又长又歪的鼻子，皮肤上遍布着小疙瘩，又细又长的头发颜色好似一只灰兔。不过话说回来，我跟丑陋的女人倒是颇为亲近：把我抚养长大的三个女人都长着一张不太好看的面孔，也就是我的祖母、妈妈和姨妈，但她们个个聪明、善良且风趣，一个个都是坚韧的好女人。在我交往的女孩中（应该说在我认真交往的女孩中），艾米莉是第一个漂亮女孩。

    丑女人先开了口，说出的一番话跟贝拉斯克斯警员小姐差不多，“邓恩先生？我是郎达·波尼，这是我的搭档吉姆·吉尔平刑警。据我们了解，您正在为尊夫人担忧。”

    这时我的肚子咆哮了一声，声音大得让全场都能听见，但一干人纷纷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我们要四处瞧一瞧，行吗，先生？”吉尔平说。他的双眼下耷拉着眼袋，一撇小胡子里夹杂着稀稀拉拉的白须，衬衫并不算皱，但穿戴在他身上却仿佛显得很皱，这位刑警看上去像是有股香烟和酸咖啡的味道，其实闻上去倒有些“黛而雅”香皂味。

    我领着刑警们走几步到了客厅，又伸手指着屋里的一片狼藉。两名年轻警察正小心地跪在客厅里，仿佛在办什么要紧事，正等着别人悟到他们两人的重要性。波尼领着我走向饭厅的一张椅子，不再待在那一片搏斗的痕迹旁边，但仍然能够抬头望见那块地方。

    郎达·波尼把里奥丹与贝拉斯克斯确认过的要点又问了一遍，一双专心致志的小眼睛一直凝视着我。吉尔平单膝着地蹲了下来，仔细审视着客厅。

    “你有没有打过电话给朋友和家人，或者打给可能跟你妻子待在一起的人呢？”郎达·波尼问道。

    “我……没有，目前还没有，我想我在等你们警察。”

    “啊……”她露出了一缕微笑，“让我来猜一猜：家里的小祖宗。”

    “什么？”

    “你是家里的小祖宗。”

    “我有一个孪生妹妹，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感觉到波尼私下里对我有了一些看法。艾米莉最爱的一只花瓶正躺在地面上，倒是通身完好无损，一角靠着墙壁。这是一件结婚礼物，一件来自日本的杰作，每周清洁工来打扫我家时，艾米莉都把花瓶收到一边，生怕人家砸了花瓶。

    “那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关于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关头等警察：你已经习惯了让别人来拿主意吧？！”波尼说，“我的弟弟就是这样，跟出生的顺序有关。”她边说边在记事本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

    “随你怎么说吧。”我恼火地耸耸肩，“你还要不要问问我的太阳星座，还是我们开始干正事呢？”

    波尼和气地对我露出了一缕微笑，等待着。

    “刚才我傻等了一会儿，是因为……我是说，她显然没有跟朋友在一起。”我边说边指着客厅里的一片狼藉。

    “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年，对吧，邓恩先生？”她问道。

    “九月份就满两年了。”

    “从哪里搬来的呢？”

    “纽约”。

    “纽约市吗？”

    “是的。”

    这时她伸手指了指楼上，不吭声地征求着我的同意，于是我点点头跟在她的身后，吉尔平又跟在了我的身后。

    “我在那里是个撰稿人。”我脱口而出。即使到了现在，即使回到家乡已经两年，我却仍然不乐意让别人认为我这辈子都一直窝在密苏里州。

    波尼说：“听上去令人印象深刻。”

    吉尔平说：“那你写些什么？”

    我顺着自己上楼梯的节奏说开了：“当时我为一本杂志写作（这时上了一级台阶），为一本男性杂志（上了一级台阶）写一些关于流行文化的文章（这时又上了一级台阶）。”到了最上面一层台阶，我转身看见吉尔平正掉头回望着客厅。

    “流行文化吗？”他迈步上了楼梯，边走边喊，“那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儿？”

    “流行文化嘛。”我开口说道，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楼梯的顶端，波尼正在等我们，“电影、电视、音乐，嗯，不过你知道，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话一出口，我不禁打了个寒噤，“阳春白雪？”这是什么话，我这口吻还真是盛气凌人哪，人家两个乡巴佬只怕得靠我把阳春白雪的英文好好诠释一番，把属于东海岸的高雅英文解读成中西部地区的乡土语言呢。

    “她是个影迷。”吉尔平说着指向波尼，波尼点了点头，表示他没说错。

    “现在我在市中心开了一家酒吧，名字叫作‘酒吧’。”我又补了一句。“我还在一所两年制专科学校教书呢。”我暗自心想。不过如果再补上这么一句话显得有点儿欲盖弥彰，再说我又不是在与姑娘约会。

    波尼正在打量浴室，站在门口拦住了我和吉尔平的去路。“酒吧，”她说，“我知道那个地方，也喜欢那个名字，非常高端。”

    “听上去像个高招，处处啤酒环绕的生活糟不到哪里去。”吉尔平说。这时波尼又走向了卧室，我们紧跟在她的身后。

    “有时候，人生真义尽在杯中哪。”这句不合时宜的话刚一出口，我又打了一个寒噤。

    这时我们进了卧室。

    吉尔平放声笑了起来，“酒中滋味，岂不妙哉。”

    “那只熨斗还开着，看见了吗？”我开口说道。

    波尼点点头开门走进了宽敞的衣橱间，“吧嗒”一声开了灯，一边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拂了拂衬衫和礼服，一边走向衣橱间的深处。她突然弄出了一阵声响，又弯下了腰，转过了身，手里拿着一只裹着精致银色包装的方盒子。

    我的胃不禁一阵抽搐。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她问道。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波尼和吉尔平闻言都抽搐了一下，看上去仿佛两只蜘蛛，但却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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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行三人回到客厅的时候，两名年轻警员已经不见了踪影。吉尔平跪在地上，打量着四脚朝天的搁脚凳。

    “嗯，很明显，我吓得有点儿厉害。”我开口道。

    “我一点儿也不怪你，尼克。”吉尔平认真地说，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时不时轻轻转动。

    “我们能做些什么找找我的妻子吗？我的意思是，她显然不在家里。”

    波尼用手指着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我穿着晚礼服露齿而笑，两只手臂周周正正地圈着艾米莉的腰肢。艾米莉的一头金发紧紧地盘成发型，披纱在科德角海滩的微风中轻拂，她大睁着一双眼睛——她总是在拍照的最后一刻眨眼，因此当时她正努力不犯这个毛病。那是独立日过后的第二天，烟花留下的火药味交融着海洋的咸味，带着夏日的气氛。

    对我们来说，科德角是美好的一幕。我还记得当时意外发现自己的女友艾米莉居然是个身家丰厚的千金，是一对天才作家父母的独生女儿。多亏了一套跟她同名的系列图书，她也算得上是某种偶像，我觉得小时候我就记得那套《小魔女艾米莉》的名字。艾米莉用平平静静、字斟句酌的口吻向我解释了一切，仿佛我是一个渐渐从昏迷中醒来的病人，而她以前被迫向人交代过许多次，但披露身份的后果并不让人愉快——她不得不亲口承认自己拥有丰厚的身家，对方却对她的财富热情得过了头；她不得不揭露自己的另一重秘密身份，但这重身份却并非她自己的功劳。

    艾米莉向我交了底，随后我们便一起动身奔赴艾略特一家位于南塔基湾的家传故居，跟她的家人一起扬帆航行，当时我暗自心想：“我是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小伙，现在居然正跟着一些眼界远高于我的人一起越过大洋。即使我现在就开阔眼界，说不定还是赶不上他们。”这个念头并没有让我感觉妒火中烧，却让我感觉心满意足。我从未向往过名与利，我的父母可不是什么大梦想家，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定位成未来的总统；我这对务实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当个上班族，过过平凡人家的生活。对我来说，光是这一趟就已经让我有几分飘飘然：我结交了艾略特一家，横跨了大西洋，回到一栋精心翻修过的古宅（该宅邸由一位捕鲸船船长建成于1822年），并在古宅里品尝了一道道健康的有机食品（我竟然不知道那些菜品的名字怎么发音），其中一道是昆诺阿藜，我还记得当时自己把昆诺阿藜想成了一种鱼。

    于是在一个天色湛蓝的夏日，我们走上沙滩结了婚，在一顶白色帐篷中吃吃喝喝，那顶翻涌的帐篷好似滚滚白帆。几个小时以后，我偷偷地潜入黑暗奔向了大海，因为当时我感觉周遭的一切是如此虚幻，我相信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抹微光，可是我的皮肤蒙上了一层寒冷的薄雾，把我活生生地拦了下来，艾米莉又把我拉回来奔向了金光灿烂的帐篷——诸神正在那里欢宴，处处都是珍馐美味。就这样，我与艾米莉结成了夫妇。

    波尼俯身端详着照片中的艾米莉，“你的太太长得十分漂亮。”

    “确实，她是个美人。”我顿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

    “今天是多少周年的纪念日？”她问道。

    “五周年纪念日。”

    我感觉自己有些坐立不安，想要做点实事。我不希望警员们谈起我的太太是多么动人，我希望他们出门去找我那个混账太太，不过我没有把这主意大声地说出口——通常我都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口，即使有时候我应该这么办。我会把自己的种种想法埋在心里，还会仔仔细细地分门别类，到了令人烦心的地步：我心中那座地下室藏着好几百瓶愤怒、恐惧和绝望，但人们永远不会从我的脸上猜出来。

    “五周年纪念日可是个大日子，让我猜猜，你在‘休斯敦’订了座？”吉尔平问道。“休斯敦”是镇上唯一一家高档餐馆。“你们真应该去尝尝‘休斯敦’试试看”，当我们搬回密苏里州时，母亲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把“休斯敦”当成了迦太基独一无二的小秘密，希望那家餐馆能够讨好我的妻子。

    “还用说吗，当然在‘休斯敦’订了座。”我回答道。

    这是我第五次向警方撒谎，我才刚刚开了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