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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多我回到办公室，埃伯哈特出去了，像往常一样给我留了张纸条，放在桌上的一沓信封上。他的打字水平同写字一样糟糕，出现了许多叠字和拼错的地方，打字机上还沾了不少色带的颜色，所幸还能看懂。
下午三点——这是有关克雷恩自杀的报告。内容被缩减过了。
昨天打电话来找你的女人又打过三次，但仍然不肯透露姓名，也没有留口信，只说她还会再打来。凯莉知道这件事吗？
我现在去给丹尼森回收那辆二手车。如果晚上我赶不过去，你们先去。我已在依拉·罗卡福特餐厅订了座。地址是圣布鲁诺大街二六二一号。晚上七点半，和温黛约好了。
我简直等不及了，埃伯。我叹口气，把纸条塞进口袋里。依拉·罗卡福特，听起来像出租场地的仓库或是福尔松街上的某家性虐待色情酒吧的名字。挑中依拉·罗卡福特这样的意大利餐厅，正是温黛的风格。一连两晚享用丰盛的意大利食品。凯莉会爱上那里的，正如她钟爱鞋店女王一样。
埃伯哈特开了自动答录。没有几通电话：第一通没有留言，只有一串电话机里发出的嗞嗞声，好像某人在掐一只鸭子。大概打错了，要不就是那位神秘女士打的，不管她是谁。
我坐下打开桌上那封信。正如埃伯哈特所说，报告没有什么内容——就是些报纸上报道过的以及过去两天我搜集到的信息。除了这么一条：哈蒙·克雷恩在十一月六日，也就是自杀前一个月，从银行账户中取走了两千美元，没人知道他拿这笔钱做什么用。这笔钱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个人财产中，也没有被花掉的记录。扬科斯基猜测他可能输在赌博上了——克雷恩喜欢玩扑克和赌马——输了那笔钱更使他抑郁了。没人确切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克雷恩有没有去赌博。
警察询问克雷恩的邻居后并没发现疑点。克雷恩死前一段时间内没人看到有谁进出过他的房子，不过那房子周围都是大片大片的森林，有点与世隔绝，所以这样的证词也没什么用。有一份石蜡测试——当时这种方法仍被普遍使用——检测克雷恩是否亲手扣下了扳机，测试结果也不确定。可以理解城里的警察为什么逐渐弃用这种测试法了，它实在没什么用。根据验尸官的检验结果，克雷恩身上只有一处枪伤，就是右太阳穴上的那个。一枪毙命。死时他处于醉酒状态。实验员在克雷恩办公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没有任何线索证明这可能不是自杀。
窗户都是锁上的，窗台上的灰尘很均匀。没人能从窗户进出，因为办公室在二楼，窗外也没有可以攀爬的东西，使用梯子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因为窗下就是一个花园，那天下午下了很大的雨，但泥泞的土地上并没有凹陷或脚印。
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反锁了。扬科斯基和亚当·波特冲进去的时候钥匙还从里面插在门上。有一点能证明两人的清白：门和门框之间没有缝隙，这排除了有人用绳子或其他工具从外面转动钥匙的可能性，尽管门锁和门框已经被他们两人冲进去的力量弄坏了，但都不是事先就坏的。在我来看，如果是谋杀的话，只可能是扬科斯基和波特合谋，在报警前已做了精心布局。但是侦查员盖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我同意他的观点。扬科斯基和亚当·波特根本不可能联手。为什么他们俩会想要密谋杀害哈蒙·克雷恩呢？况且那天晚上的情形决定了一个事实：如果是他们联手作案的话，阿曼达·克雷恩也将参与其中，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所以，自杀，不得不承认是自杀。
我浏览了盖茨和他手下调查过的人的名单，寻找可能非常了解克雷恩、能解释克雷恩抑郁的真正原因的人。但除了扬科斯基和波特，再没有其他人了。我抄下了部分人名，这些人和丹瑟尔是同行，偶尔一起喝酒。但似乎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名单上有两个作家克斯卡顿曾提到过，没能帮上忙；剩下的人已经离开旧金山很久，或者去世了。
我把报告塞回信封，拨通了史蒂芬·波特的电话。我想问问他克雷恩第一任妻子埃伦·科尼尔的事，但愿他知道。我还想问问他，克雷恩为什么会从账户里取走两千美元。但是电话没人接。傍晚似乎不是个联系他的好时机。
我打到贝茨和卡彭特事务所，凯莉正在接一通电话；我坐了五分钟，等待凯莉的同时理一理头绪。我告诉凯莉我们今晚聚餐的时间和地点，她说：“又是意大利餐厅？我就知道。我恨那个女人，真的。”
“保持微笑，忍耐一下，好吗？”
“如果你向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你知道我保证不了。”
“哦，好吧。那么保证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这是唯一的聚会，至少是这样。”
“好。今天你过得怎么样？”
“差劲。晚上最好别再这样。”
“不会的。”我说，希望这不是个弥天大谎。
我们刚讲定我去接她的时间，她又有电话要接了。“我要是那么受欢迎就好了。”我说，但她已经挂了。
我走到打字机那儿，站着打了份简要的报告给迈克尔·克斯卡顿。我打算过一会儿去见他，研究一下他的约翰尼·阿克斯系列小说，但客户都希望同时拿到书面报告。打在事务所信纸上的字大概可以使他们消除疑虑，确信我是个严肃、勤劳、认真的侦探，给他们安全感。
打完报告我拨通了克斯卡顿的电话。林恩·克斯卡顿接了。我问克斯卡顿在不在，她说：“他在睡觉。你是哪位？”我告诉了她，她的声音立即变得很轻很轻，像是耳语。我勉强听到她说：“哦，太好了，很高兴你终于打来了。我已经试图联系你两天了。”
“是你一直在打我办公室电话？”
“是的。”
“为什么不留下你的名字？”
“我不希望你跟迈克尔说我打电话找你。”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和你联系。我们需要谈谈。”
“谈什么？”
“迈克尔和他父亲，他雇你做的事。我们能立刻见个面吗？”
“好……我正要问你丈夫我是否可以来拜访。”
“这儿？为什么？”
“我要看他父亲的小说。”
“为什么？”
“找一个名字。你看，克斯卡顿太太——”
“我们在公园见面，”她说，“对街的那个。就几分钟，在你见迈克尔之前。求你了，这很重要。”
“……好吧。在公园哪里？”
“有个长凳围成的圈，直穿过我家绿地的第一条小径边上就是。你能找到的。多长时间能到？”
“大概二十五分钟。”
“我等你。”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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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风很大，把金门高地上的树都吹弯了腰，弄得叶子沙沙作响。绿地上空无一人，只有几个孩子在北边的儿童乐园玩耍。我把车停在昨天的老位置，经过克斯卡顿的房子，低头穿过草坪。风不停地抽打在我的脸上，眼睛都被吹出了泪水。
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那条小径，克斯卡顿太太一会儿也来了。她蜷缩在一件白色驼呢大衣里，亮蓝色围巾围在短发外。她找了条靠近圆圈尽头的长椅坐下，对面有棵巨大的雪松。她看起来寒冷、严肃、担忧。
“谢谢你能来。”我坐到她旁边时她对我说，同时瑟缩了一下，“天哪，这风像冰一样冷。”
“我们可以坐到我车里去。”
“不。我离开时迈克尔还在睡觉，但我不想冒险。”
“如果他看到你和我说话会怎么样？”
“他会猜测原因，然后找我麻烦。”
“找麻烦？”
“他会大喊大叫，”她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他是知道的，但我弄不清楚。然后他会忽略我好几天，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我不明白，克斯卡顿太太。”
“他的病，”她说，“还有为找出他父亲的真相而得的强迫症。”
“就从这病开始讲讲吧。”
“他告诉过你吗？他快要死了？”
“是的。糖尿病。”
“但我肯定他没告诉你这对他的心理产生了什么影响。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过去的他乐观、愉快……正常。现在他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极度抑郁，整个人都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医生也这么说。但是和迈克尔住在一起的是我，不是医生。有时候他……怎么说，让人无法忍受。”
“他没有暴力行为吧？”
“不，不，对我没有。但是他的抑郁越来越严重。有时我在想……”她停顿了一下，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做了个手势，“他有把枪。”她说。“枪？”
“手枪。他把它锁在自己房里。”
“他一直有这把手枪？”
“不，从医院回来后他就买了它。”
“为什么？”
“据说隔壁克莱格蒙特街上遭过夜贼的光顾。迈克尔说枪是用来防身的。”
“但你不这么认为？”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他说过要用手枪来自杀吗？”
“没有。但我不喜欢房子里有把枪。你不能因此而责备我，不是吗？”
我没回答。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
“还有，就是迈克尔对他父亲一事的过分执著。”克斯卡顿太太说，“这是不正常的。”
“怎么说？”
“这就是不正常。现在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也是他唯一谈论的事。他花了近两千美元搜集他父亲所有的作品，现在又花了天知道多少钱雇私家侦探。我们并不富裕。我们的钱已经用光了。”
对此我也不能说什么。
她说：“你也没查出什么吧？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有可能的。”我字斟句酌地说。
“无论能不能都不关我的事。我要知道哈蒙·克雷恩自杀的原因做什么呢？我真正关心的是迈克尔和我自己。这些年来我的生活真是如同地狱。”
“所以你希望我停止调查。”
“对。这个调查很愚蠢，只是满足了他的强迫症。”
“停止调查没有任何好处，”我说，“他那么坚定，一定会再找别人调查的。而那个人可能没我这么正直，可能花费你们更多的钱。”
“我不是说你不正直……”她又停了下来，望着那棵雪松，好像树里蕴藏着洞察力和同情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低声说。
“你带他去咨询过吗？”
“精神病医生？他不会去的。”
“你试过吗？”
“我提过一次。他大发雷霆。”
“这样的话我很抱歉，克斯卡顿太太，我只能给你这一个建议。”
“你打算继续调查。”她痛苦地说。
“我必须这样，我向你丈夫承诺过。如果他叫我停止，我会照做，但这样的命令必须来自他本人。现在还有机会，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会找到令他满意的答案。”
“多久？”
“我还不能回答。”
“一个多星期？”
“可能用不了。”
她咬住下嘴唇，牙齿沾上了一点口红，看起来像门齿上有个暗红色的小洞。“我想你是对的。”最后她顺从地说。
我说：“为什么你不找他的医生谈谈？医生说不定能说服他。”
“是的，我会去试试。”
我站起身。“要我先走吗？”
“请。我随后就到，他会以为我出去散步了。”
我留她坐在那里，独自沿着原路穿过草坪来到第十二大街。林恩·克斯卡顿是个自我中心又自伤自怜的女人，只关心自己，但我还是同情她。毫无疑问，克斯卡顿确诊后她的日子很艰难，但她始终支持他。要是能为她做点什么就好了，比如停止调查，或者不要工资。但我不能这么绅士，因为我得生活，得付账单。
克斯卡顿一分钟后才应门，但看起来也不像刚睡过觉。他吃了什么沾芥末酱的东西，脸颊上有一点黄色的汁。一见到我，他眼睛一亮，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请进，请进。你发现什么了吗？”
“不完全是，克斯卡顿先生。”
“那为什么……”
“我进来说。”
他急切地跟着我进屋。我告诉他我做了些什么，以及今天来这里的原因。他仔细地听我讲的每一个字，好像我带来了能治愈他疾病的消息一样。
“你有进展了，”他说，“我知道你能做到，我知道。我去拿阿克斯系列，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拿吧……”
“不，不，我知道它们在哪儿。”然后他重重地敲着拐杖，以我从没见过的惊人速度走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说：“这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斧头和痛苦》。我肯定就是这本。杀人犯名叫贝托鲁奇，安吉洛·贝托鲁奇。”
他把书递给我，我翻到最后一页看名字的拼法。克斯卡顿看着我，用手把原本蓬乱的黑发拨弄得更乱了。
我问他：“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没人和你提过这个名字？”
“如果有我肯定记得。你现在要去托马利湾吗？”
“今晚不去，明早去。”
“然后呢？”
“那要看我去托马利湾能发现什么了。”
他还问了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过我倒是十分耐心地一一作答。我要走了；已经快六点半了，七点要去接凯莉。但不光是这个原因。和克斯卡顿太太谈过以后，这座房子和克斯卡顿急切的渴望让我的心情很沉重。
我保证明天一从托马利湾回来就给他电话，这才得以脱身。送我到门口后，他执意和我握手。他的手又黏又湿，以至于我不得不忍住在外套上擦手的冲动。
我没有在外面见到克斯卡顿太太。我想她大概是趁我在的时候溜进去的，不过我没听到她的动静。或许她还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望着大雪松，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