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斯卡佩塔的目光沿混浊的河面游弋,从赌博河船、海军军舰直至远方的老露西西比桥,然后回到萨姆·拉尼尔医生的办公室。
昨晚她好不容易才到了萨姆家,他迅速带她走向屋后客房而没有经过客厅,因为他不想吵醒太太。她已认定他是个好人,也许称得上相当喜欢。
“关于夏洛特·达尔德案,”她说,“你和同事对这家人的讯问或调查深入到何种程度?”
“相当不足,我努力过了。”拉尼尔医生眼神黯淡,紧抿着嘴唇,“我和她妹妹谈过了,就是基顿太太。只是简单谈了谈。这女人是个怪胎。总之,现在是导游时间,让我先来介绍一下这地方。”
他忽然改变话题,让她备感疑虑,似乎怕他们的谈话被人听见。他在椅子上转身,指着窗外。
“经常有人在老露西西比桥上跳河。我已经数不清到河里捞过多少次尸体了。有个可怜人想不开了站在桥上,警方劝导他时,却有人坐在车里鼓噪:‘跳啊,快跳啊!’他们惦记的是交通阻塞。你相信这种事吗?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伙,就在我面前,身上裹着浴帘,拿把AK四七,想登上军舰去把所有人杀光,当然他被拦了下来,”拉尼尔医生语气滑稽地说,“死亡案和精神病患的处置隶属同一个部门,由我们一手经办,每年大约处理三千起。”
“精神病患的处置具体如何运作呢?”斯卡佩塔问,“由当事人的家人向你们提请拘押吗?”
“绝大部分是这样,但警方也可以提出要求。而且,只要验尸官,就是我认为当事人严重缺乏行为能力,是以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危险,且无意或无法寻求医疗协助的,就可以给予强制治疗。”
“验尸官是警方选举的。如果候选人和市长、警方、治安官、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巴吞鲁日市南方大学、地方检察官、法官、联邦检察官,以及各重要州立机关领导关系良好,就很容易当选。”她停顿片刻,“握有权力的人当然能够影响警方的投票。相反,如果警方建议将某人送到精神疗养院,地方验尸官也不得不同意。在我们那里,这叫利益冲突。”
“更遭的是,验尸官有权判定犯人的精神状态是否适合出庭受审。”
“这么说来,你的工作包括为凶案受害人验尸、判定死亡原因和方式,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捕,你也负责决定他是否可以出庭。”
“先在化验室进行DNA鉴定,然后在办公室和犯罪嫌疑人面谈,左右各站一名警察,包括辩护律师。”
“拉尼尔医生,我实在没见过比这更奇怪的验尸官制度。听起来,如果当局认为无法左右你,你就得孤军奋战了。”
“这就是路易斯安那。”
“这里的犯罪率……据我所知相当严重。”
“不只严重,简直病入膏肓,”他回答,“目前巴吞鲁日市是全国命案未侦破率最高的城市。”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原因。很显然,巴吞鲁日市充满暴力。”
“警方呢?”
“要知道,我非常敬佩那些警察。他们大多数工作都很努力,但也有一些欺善怕恶,都是政治因素。”拉尼尔医生说着往后一靠,椅子嘎吱作响,“最近有个连环杀人犯在这一带活动,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这里不只出现过一个连环杀人犯。”他耸耸肩,却丝毫没有轻松或认命的表情。“都是政治因素。我真讨厌一再提起这个字眼。”
“组织性犯罪?”
“巴吞鲁日市是全国第五大港口,第二大石油化工业城市,路易斯安那的石油产量占全美石油总量的百分之十六。来吧,”他起身离开办公桌,“午餐去。大家都去吃饭了,我猜你最近没怎么吃露西。你看起来累坏了,套装都好像有些松垮。”
斯卡佩塔很想告诉他,她越来越讨厌这身黑色套装了。
两人走出办公室,三个职员抬头看着他们。
“你会回办公室吗?”一个胖胖的灰发女人问,声音里透着一丝冷酷。
斯卡佩塔凭直觉断定这女人就是拉尼尔医生抱怨过的那个职员。
“不一定。”拉尼尔医生回答,带着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时的冷漠。
斯卡佩塔看得出,宿怨的魅影悬浮在这两人之间。办公室大门开了,一个高大英俊、身穿宝蓝色长裤和深蓝色外套的男子走进来,他的出现令所有人眼前一亮,只有那个肥胖的女职员除外,她正像只狂怒的大黄蜂般紧盯着他。
死亡调查组组长埃里克·墨菲欢迎斯卡佩塔来到路易斯安那。“我们去哪儿吃午餐?”他问。
“都可以,反正总得吃饭。”进电梯后,拉尼尔医生木然地按下电钮说,“我说过我摆脱不了她。她在这间办公室待得比我更久,像是前一任验尸官移交给下一任的黑匣子。”
电梯门打开,眼前是一座偌大的停车场。正是午餐时间,汽车的开关门声此起彼伏。拉尼尔医生打开他口中的工作站——一辆黑色雪佛兰凯普瑞斯,配有仪表板蓝色照明、双向无线电、警用扫描仪,以及“怎样飙车追逐都不成问题的八汽缸特殊涡轮引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自豪。斯卡佩塔开了车门,钻进后车座。
“你不该坐在后面,”埃里克抗议,手搭在敞开的副驾座车门上,“你是客人呢,女士。”
“请别叫我女士,叫我凯,我的腿比较短,坐在后面很合适。”
“你怎么称呼我都行,”埃里克开心地说,“我的朋友总乱叫一气。”
“从现在起,叫我萨姆,别再医生长医生短的了。”
“也不要叫我医生,”埃里克说着上了车,“我本来也不是。”
“你唯一一次担任医生是什么时候?”拉尼尔医生发动引擎,“十岁,还是十二岁?趁机骚扰左邻右舍的女孩子。老天,我最讨厌把车停在水泥柱间了。”
“那些柱子总爱找你麻烦,对吧,萨姆?”埃里克转身朝斯卡佩塔使了个眼色,“不知怎么回事,他的车子老是撞上水泥柱。你看那里,”他指着一根被撞得凹陷,还喷了黑漆的水泥立柱,“如果那是犯罪现场,你会怎么判定?”他剥开一盒口香糖的包装胶膜,“给你一点提示,那里曾是验尸官的专用停车位,可是不久前一位验尸官,猜猜他是谁,抱怨说车位太窄,他停得进去才怪。”
“唉,泄露我的秘密。”拉尼尔医生缓缓开动车子,“但那是我太太撞的,她的驾驶技术比我更恐怖。”
“她也是死亡调查员。”埃里克又转身对她说,“和我们一样,白干活。”
“胡扯。”车子还没驶出停车场,拉尼尔医生就用力踩下油门,“你的薪水已经够优厚了。”
“现在方便谈吗?”斯卡佩塔问。
“当然。办公室里人多嘴杂,不过还没人敢碰我的车。”拉尼尔医生说。斯卡佩塔决定正面抛出质疑。“我乘飞机来这里的途中,非常凑巧,夏洛特·达尔德的儿子坐在我旁边,巴吞鲁日市联邦检察官威尔顿·温恩也和我坐在一起。之后我还开车送艾伯特·达尔德回了家。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这真令人吃惊。”
“那孩子本来在迈阿密,昨天早上却突然被带到机场一个人飞回巴吞鲁日市,在休斯顿转机后凑巧坐在我身边。温恩也恰好和我坐同一班飞机。哦,你好像不怎么吃惊呢。”
“两点原因。第一,你不了解我;第二,你不了解这地方。”
“八年前艾伯特的母亲死在汽车旅馆房间时,他在哪里?”斯卡佩塔问,“还有他那神秘的父亲,用艾伯特的说法总不在家,当时他在哪里?”
“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和艾伯特很熟。去年,我在急救室给那孩子做过身体检查,他的家族富有,母亲又神秘死亡,被送往新奥尔良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
“到底是什么原因?”斯卡佩塔问,“遗传性精神疾病?那他的家人为什么还会让他单独旅行?”
“根据你的说法,他并不是一个人啊。他的叔叔把他交给乘务员,而他无疑也被安全带到了休斯敦机场候机楼。接着更巧了,你一路照顾他直到送他回家。他没有精神疾病。
“三年前的十月,基顿太太打电话报警,说她的外甥,那时候他好像才七岁,严重失血,因为在外面骑车时被人攻击。其实他只是太害怕,歇斯底里罢了。没人攻击那个可怜的孩子,凯——是你说我可以叫你凯的。总之没有半点证据表明他遭到攻击。事实上他有自残倾向,常拿刀割自己的身体。很显然,在我替他检查前不久他又这样做了。真是遗憾。”
斯卡佩塔想起达尔德家不见一把刀具的厨房。
“你确定他的伤口是自残造成的?”她说。
“我习惯对事情保持怀疑。除了死亡我对任何事都没把握。”拉尼尔医生回答,“不过,我的确发现一些浅淡的割伤,其实只是刮伤。他下手很轻,而且局限在几个私密部位,例如肚子,大腿和臀部。”
“难怪我坐在他旁边,却没看见他身上的疤。”斯卡佩塔说,“否则我一定会察觉的。”
“倒是你更加令我困惑,”拉尼尔医生说,“有人要你来巴吞鲁日市,为什么?”
“你认为呢?请你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我的行程?嫌疑最大的人就是你了,不然就是你办公室有人知道我要来。”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想,你的推理也没错。假如我和威尔顿·温恩交情不错,或许有可能导演这一切,但事实上我无法忍受那浑蛋,他比垃圾场还要龌龊,何况他有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钱堆里长大的。他来自南卡罗莱纳密尔托海滩,父亲经营高尔夫球场,母亲当了一辈子看护,那浑蛋出身可不贫穷。”
“你怎么知道的?”
“去问埃里克。”
死亡调查员转身对她微笑,“我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偶尔有机会拿到一两份文件。”
“关键在于,威尔顿·温恩和一些不法活动有牵涉,而且还很深,”拉尼尔医生继续说,“如何证明则是另一回事。可以确定的是,过去几年,在巴吞鲁日市被捕的许多犯人都逃过了非法持有枪械加刑法案,没有在原定刑期之外另服五年。我们这位联邦检察官似乎刻意忽略了这些案子,负责追踪这类案件的其他人也一样。
“我在自己心爱的这座城市工作得很辛苦,原因之一是我从不向那些政客低头。明年就要重选了,不希望我继续担任验尸官的人恐怕可以把诺亚方舟挤满。那些浑蛋不喜欢我,我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祝我好运。”
“你在电话中和我说,会叫人替我租辆车。”斯卡佩塔说。
“这或许就是我犯的错误。我真够蠢的,应该避开办公室所有人,亲自处理这件事。我的秘书很可靠,但你刚才见的那个女职员或许会暗中打探,这很难说。”
车子行经巴吞鲁日市繁华漂亮的市区,来到俯瞰整座城市的大学旁。位于第三街的沼泽酒吧是学生聚会的场所。拉尼尔医生把车子停在禁停区,然后将写有“验尸官用车”的红色金属牌丢在仪表板上。于是,这顿午餐好像忽然变成了犯罪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