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君跟与周志明同组的小陆，都是一年前从南州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她高高的身量，人很漂亮，一到处里，立即引起了一帮年轻干部的注目，背地里称之为“五处之花”。其实在周志明看来，就算是花，也是一棵刺梅。严君生就了一副假小子脾气，为人硬朗爽利。他和严君虽在一个屋子办公，私交原也不深，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暗暗发觉情况有点不对，严君总是在想法接近他，顾盼之间，一颦一笑，似乎都有些异样，她该不会生了那方面的念想吧？不会不会，处里想追她的人多了，可是情形又确实有点不对，不然，那天他给小陆提媒，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她居然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严君是一个不知哭为何物的女孩子。还有，她跑到萌萌家来这件事，也是有些古怪的，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何苦疲于奔命地跑一趟呢？他从湘西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蹭蹭不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

    “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

    “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不好打？”

    “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

    “噢？”他迎住严君的目光。

    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

    “谁？”

    “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

    “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

    “还没做结论，挂着呢。”

    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不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

    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

    “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

    “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

    “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

    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

    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

    “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

    “你，你是一杯温吞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怕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

    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

    “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

    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

    “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

    “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他仍然故作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

    “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

    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

    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不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吁了口气，“再说吧，到清明节再说。”

    萌萌也吁了口气：“你要为难，就别去了，没事。”

    他能分辨出来，萌萌这话是真心的，萌萌不忍难为他。可是最后她却又饶上了一句：

    “看来警察也跟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上级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上级的感情就是他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上级……”

    “得了。”他不耐烦了，“你根本不了解警察，你们都不了解，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

    萌萌笑了笑，“有冷血动物，有提线木偶，有行尸走肉……”她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收住了话头，笑着看他，“我要把你逗哭了吧？”

    远处，电讯大楼的钟声沉闷地响了，他们不再说话，似乎都在各自的心里默数着钟响的次数。啊，十点了。胡同口，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宣传车徐徐开过，高音喇叭里放送着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当前，社会上一小撮‘隐士’和‘逸民’制造谣言，妄图混淆斗争的……”

    汽车走远了，广播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街上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萌萌不往前走了。

    “我回去了。你明天什么时候来？”

    “来，听你和你姐姐骂警察？”

    “瞧，”萌萌一脸缓解的微笑，“我说是逗你嘛，你还真急了。明天早点来，给我爸爸说说湘西吧。”

    萌萌的笑能使一切变得温和、美好。可他仍然用一种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没骂我，我急什么？”

    周志明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有点明白了，工具，用工具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公安人员，并不是什么好话。和人们常说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机构的性质定义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说的那样，等于是在骂他们当警察的不是人，或者只是一群徒有四肢而无灵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他明白了这个词儿所包含的那种鲜明的贬意和蔑视。

    然而，这能怪谁呢？专政机关就是这么一个“准军事”的性质，公安人员就应当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怎么能凭着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主张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纪律就是服从，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在最朴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觉上，他常常又觉得萌萌的话也有某些道理。他在湘西同陆振羽的那场辩论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样的观点吗，然而孰是孰非呢？

    他不由又想到那个案子上来了，他一直拼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对这案子的回忆，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历簿上的一个最大最触目的惊叹号。这几天，他的脑屏上怎么也离不开那一沓子棕黄色的卷宗，离不开那卷宗的封面上，严君用秀丽而不沾脂粉气的笔体写下的案号——３１１。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案子的结局，究竟是肯定了陆振羽，还是肯定了他呢？

    ３１１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而周志明实际接触到这个案子，却是在这前一天，三月十日。

    那天晚上他是在邻居王大爷家里吃的晚饭，自从父亲住院以后，他就一直在王大爷家里凑饭局。王大爷是城东区房管处看大门的，平时爱喝两口，量虽然有限，可每天每顿都不能断。听他老伴郑大妈说，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买不到酒，把酒精兑上水也得喝，足见嗜酒如命。那天王大爷照例喝到半醉，脑袋晃晃地突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件事。

    “哎，志明，你说怪不怪，我们单位一个老太太，前儿个在街上碰见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着的，还说她侄子比年轻的时候胖了点，可嘴唇上那颗痦子还那样儿，大伙都说她是见了鬼了。”

    “你们那儿的人，都迷信，哼。”郑大妈一脸不屑的样子。稍停，又忍不住地问：“那老太太没跟她侄子说话吗？”

    “她刚要说，一晃，没啦！真邪性了。”

    王大爷的小女儿淑萍向来寡言少语，这时却闷头插了一句：“我就不信。”

    “人家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王大爷急赤白脸地说，“老太太吓得今儿晚上都不敢回家啦。志明，你说可信不可信？这死而复生的事儿，自古就有，那牡丹亭……”

    他笑笑，调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

    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已。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

    “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要我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一趟吧。”

    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

    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

    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

    “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囔：“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

    “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不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痦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沓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

    “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

    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

    来电话人：李代远。

    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公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

    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

    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不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

    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

    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查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

    “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一取出，等纪真浏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摹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查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

    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六四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查，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查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满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

    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

    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查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

    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

    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

    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

    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

    “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噢，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

    “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

    “俄国作家。”

    “哈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俄国，一回事儿，啊。”

    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