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很难解释心理学在希腊的突然出现和兴起，则解释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压倒它的心理学冬眠就几乎是同样困难了，那是一场持续了两千年的漫长睡眠。直到17世纪之后，心理学的问题才又一次像在希腊文化昙花一现的繁荣期间一样，激发和刺激了一些思想者的兴趣。
然而，“冬眠”和“睡眠”都是些误导性的词，它们暗含一种对此情况缺乏了解的意思在里面，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整个希腊典盛时期的光芒中，在罗曼娜女神、在基督教对社会的转变中，在罗马帝国的解体中，封建制度于罗马帝国废墟上的出现，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学习的更新，心理学既不是垂死的，也没有被人遗忘。在这些漫长的世纪和社会的变形中，一些知识分子继续提出一些希腊哲学家们提出过的问题，并形成了一些答案。可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站在学术评论人的立场来做的，在已经做过的工作上再次劳动，而不是作为探索者和发明人来工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产生过使心理学知识产生重大进步的、新的重要思想。
也许，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晚期，心理学已经发展到了思辩和深思能够到达的最远边际。他的时代以后，那些对心理学理解感兴趣的人继续依赖这个方法，可这门科学不可能在没有观察、测量、取样、测试、实验和其它实证过程的情况下产生进步。
然而，对这场漫长的睡眠，却有另外一种更大的解释：主导西方文明达2000年之久的社会和宗教方法没有哪一种启发人们去探索心理学的未知领域。由于不同的原因，希腊式的社会，罗马式的社会和基督教促使那些思考心理学问题的人仅仅做一些考察先辈的工作，看看有没有可以修改用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信仰系统的东西。
然而，这些学者、编辑和校订者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依然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任何科学史上，都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是其实施者在对一些已经接受的理论上做一些小的修订工作，以使其适应很难控制的事实。在这样的期间，科学就像茧中之蛹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以期使其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这段蛰伏期间发生的事情，可能比有形变的动物出现时要产生较小的戏剧影响，可对知识的进步却也不见得无关紧要。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心理学冬眠的晚期，基督教学者们精选了修正了希腊的心理学学说，并在神学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有关人的本质的非科学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大众思想当中一直流传至今。看看这些假设是怎样以及何时发展的会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的一些争论，如意识是否可以存在于与身体分开的思维当中（比如在体外的经验或者死后复生的经历之中的一些思维中），或者它是否就是发生在活体大脑中的一些物理和化学事件的连结。
当亚里士多德于前323年因为政治动乱而离开雅典时，他任命自己长期的朋友和同事泰奥弗拉斯托斯为学园的园长，他后来还把自己的图书和所有作品的手稿遗赠给他。很清楚，亚里士多德对他甚为重视。
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前372-前286）的确是位杰出的老师和学者。他主持学园成功地运行许多年，是位非常流利的演讲人，一次竟有2000人前来听他演讲。他还极为勤奋，在他的一生中完成了227部——有人说有400部——有关宗教、政治、教育、修辞学、数学、天文学、逻辑、生物学和其它一些学科的著作，包括心理学。
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判断准确，可他没有预料到，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记住或者读过泰奥弗拉斯托斯除其中最为琐屑的《性格》一书外的任何作品。这是一系列简短的讽刺性原型素描，如谗媚者，饶舌者和傻子——这是后来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的最初样品。这些素描是一些广义上的心理学作品，因为它们报告了行为上的一些现象，但是，对我们了解性格特征或者模式的起源或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其它作品早已恰如其分地为人们所遗忘。他在这些作品中重述，编辑，评论他以前的人已经说过的事情，可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进去。特别是在他的心理学论著《感觉论》中尤其如此。他说了很多有见地的话，可这些不过是对前人作品的评价或者吹毛求疵。下面这些是很典型的：
（德谟克利特）把感觉、快感和思想归结为呼吸和空气与血液的混合。可是，有许多动物要么就是没有血液，要么完全不呼吸。如果呼吸必须穿透身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一些特殊的部分——（这个概念）……他是为了其理论的一部分的需要而介绍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来进行回忆和思想活动。可是，理智并非在我们所有的器官中都有一席之地的——比如我们的双腿和双脚——而只是在一些特殊的部位，通过这些特殊的部位，我们可以在合适的年龄锻练自己的记忆和思想（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别的地方说过，思想在大脑里面产生）。
泰奥弗拉斯托斯有关心理学的作品，是我们在希腊时代、亚历山大去世并由他的三位将军瓜分了帝国之后的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家的作品中能够找到的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些评说没有开辟任何新领域，但却开始收辑希腊心理学思想中的一些瑕疵，2000年以后，它引起一些追根究底的人设计新的假说并且第一次开始用科学方法进行验证工作。
希腊时代的心理学中发生的一些实际的事情，也是其它智力活动真实的图景。对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们的思想的编辑和批评，随着图书馆的增多而发达起来，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埃及国王普陀勒米一世在那里建立了最大的古代图书馆。只在几个科学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几何，欧几里得极大地发展了它；流体静力学，阿基米德在这门学问中有了划时代的发现，即一个沉浸在液体中的物体所失去的重量与这个物体所排出的液体的重量相等；还有天文学家，厄拉多塞通过计算地球的周长而极大地推进了这门学问，他的计算结果几乎与实际的数据一样。（他先在正午时间当太阳直射进阿斯旺的一口深井时测量亚历山大城一座方尖石塔的阴影，然后，通过几何方法确定使阴影产生不一致现象的地球曲率。）
这些科学以及其它一些取得了进步的科学已经在一部分程度上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实施者不管形而上的一些问题，而只管寻求不通过哲学思辩而通过实证得来的知识。（数学不是实证的科学，但欧几里得从事数学研究的方法至少脱离了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几何学者的神秘论。）同时，当时还没有想到任何实证方法的心理学仍然保持为哲学的一个分支。
可它处在衰落之中。遍布马其顿与近东的战争间歇肆虐，以前希腊城邦的社会秩序逐渐衰落，人们渐生厌恶与悲观情绪。哲学家们不是寻求最高真理，而是去寻求安慰。他们转而研究天文学，近东宗教和对柏拉图主义进行神秘主义的改造。他们还把哲学变成狭隘的伦理系统，这可以教他们如何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明哲保身。
在这样的情形中，心理学不再引起哲学家们的兴趣。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都只是在那里反刍和推敲大师们的假说。当时新兴的三大学派，即伊壁鸠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和斯多葛学派的弟子们只把他们自己的心理学讨论局限在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上（即我们只知道感觉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从感觉中通过推理的使用而抽出概念和意义的学说），他们修补他们注意到的任何错误，并根据他们的伦理学的需要增加一些概念。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把他的生存伦理的基础建立在这样一个过分单纯化的教理上：“快乐是神圣生命的启始和终结。”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追求感官享受的人或者是个浪子，他是一个脆弱而且长期多病的人，他只寻求并提倡平静和适度的快乐，并在讲座时反对这样一些极度的快感，如暴饮暴食，在公共场所欢呼，玩弄权术和性交。关于最后一种，他说过：“没有一个人因为沉溺于性交而优人一等，他做得不算太差也行。”可是，他的确养了一个情妇，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堕入爱情的话，性快乐是相对无大碍的。
伦理学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对心理学注意极少，只不过就德谟克利特的知识学术诡辩一通而已，因为这适合他的实用主义和世俗的哲学。然而，如果他追求过他自己的学说当中的心理学意义的话，他可能就成了心理学故事中的一个伟大人物。按照迪奥京斯·莱奥修士的说法，“（伊壁鸠鲁主义者）说，有两种激情，即快乐和痛苦，它们会影响任何活着的东西。一种是自然的，而另外一种是我们的本质之外的东西，这是我们判断所有需要选择或者抛弃的东西的基础”。这很明确地昭示了我们今天叫做再励原则的理论，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它是学习的基本机制。可是，伊壁鸠鲁和他的弟子们只发展了这个二分法的形而上的部分，而没有展开心理学方面的含义。
斯多葛主义是由西迪厄姆地方的艺诺（前335-前263年）创立的，它的伦理学系统是以长期以来为希腊思想所熟知的一个心理学概念为基础的，即人们可以通过对情绪的控制求得平静。芝诺认为，美好的生活是这样的，人们的思想会得到完全的控制，使一个人感觉到尽量少的情绪，因而可以使他不受痛苦的折磨。哪怕欲望和快乐也应该避免，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失去抵抗力。
他的弟子们强调说，这样的情绪控制需要对意志进行练习，他们回应了柏拉图的观点，即意志执行理智的指令而压抑欲望的冲动。可是，这引起了斯多葛学派的一个问题。他们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即宇宙是由原子构成的，它会按照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则来运行，这个概念似乎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为了解决或者至少绕开这个难题，他们争辩说，上帝不可能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意志亦是一样；由于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它一定也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这个假说显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反证实，因而给心理学留下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当东地中海世界在沉沦中进入没落和昏睡时，罗马却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有进取精神。可是，罗马人尽管征服了东地中海人，它本身却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罗马人精于建立帝国，但却不是很好的革新者，是很好的管理者，但不是思想家，他们采纳了希腊的文学、建筑、雕塑、宗教和哲学风格。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二世纪之间，按照吉本斯的说法，罗马人“占领了地球上最美好的一个地区，拥有人类中最文明的一部分人”，可是，在这整个期间，它仍然是希腊的文化寄生虫。罗伯特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罗马人没有发明任何艺术形式，没有建立有创见的哲学系统，也没有作出任何科学发现。他们会修路，会订立系统的法典，还会有效地指挥军队，至于其它的东西，他们只好看着希腊人。”
可是，在哲学上，他们有选择地照抄了希腊人。他们只关心军事征服，对从属国土地的管理，对奴隶和无产者的控制和其它一些实用的事情，他们对希腊哲学幻想更高层次上的飞行派不上用场。比如，他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来的只有逻辑。他们大体上认为，哲学的合适范围应该是法律的颁布，以利人们在不稳定的人生里明哲保身。
因此，伊壁鸠鲁主义对一些罗马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卢克莱修修士是裘里斯·凯撒的同代人，他在其科学文集，名叫《物性论》的一篇长诗中详细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他在这里宣扬的理性和消极的伦理学，对共和国的那些贪婪和进取型的统治者没有吸引力，可是，对大多数希望远离战争暴力和政治学的罗马贵族来说却是正中下怀，因为他们需要一门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动乱中求得平静生活的哲学。
卢克莱修修士在《物性论》中对心理学没有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他只是以某种学校老师式的口吻重述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旨在修补二者缺陷的评论。他的世界观和他的资料来源都很有限。比如，他说，由于我们在“胸脯的中间一带”感到害怕和喜悦，因此，那就是思想或者理解力之所在的地方，而且，思想和灵魂（他认为这两者是相连的）都是由特别小的、移动很快的原子构成的。可是，在别的一些地方，他又非常突出地很有见地，而且非常现实。比如，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卢克莱修修士最好的一面：
思想和灵魂的本质是有形体的……（而且是）有生死的。如果灵魂是长生不死的，并且能在出生的时候进入我们的肉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记住遥远的时代，也留不住以前的行动痕迹呢？如果思想的力量完全被改变了，所有对过去的记忆都丢失了，那么，我认为这与死亡毫无二致。因此，你们得承认，以前存在的灵魂已经消失了，现在存在的灵魂已经形成。
虽然我们也许得赞扬这位古代诗人的常识，可是，在他的身上，心理学已经停止。我们不必在此多停留。
塞内卡
斯多葛主义更对罗马社会进取型的统治阶级的口味。从公元一世纪起，这个说教就风行于罗马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中，他们过着奢侈的极权生活，可他们知道，任何一分钟都可能失去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对于他们来说，斯多葛式的消除激情以及面对个人悲剧时保持平静的态度是一个理想。
这种教义集中体现在哲学家小塞内卡（前5-65）面对死亡的行为中。这位诗人、戏剧家、政客和斯多葛主义哲学家被人编造谣言，也许是弄错了，说他在谋划推翻尼禄王。尼禄王听说谣言后，派一位百夫长到塞内卡的家乡去告诉他说，尼禄王希望他死。听说这个以后，塞内卡平静地要人们取蜡板来写遗愿。百夫长不许他完成这份冗长的事情，因此，塞内卡对身边哭泣着的朋友们说：“我不能回报你们给我的服务，只好把我能够留给你们的最好的东西留给你们——我的生活方式。”他平静地割开了自己的血管，躺在热水池里，一边咽气一边向秘书们口述一封告罗马人民书。
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0）是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早先是一名希腊奴隶，跟他的斯多葛先辈一样，他对宇宙的本质、物质或者精神没有兴趣。“所有存在的事物是否由原子构成……或者是否由火或者土构成，”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光知道理解善和恶的本质这还不够吗？”他最关心的是要找到一条忍受人生的办法。他对心理学惟一的注意是提出了一条准柏拉图式的、对如何“忍受和放弃”的理性化：
永远不要说什么“我已经失去它了”这类的话，而只说：“我已经把它还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吗？它是已经被送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被还回去了…… 我得外出流浪去了；有没有人能挡住我带着微笑和宁静出发呢？“我要把你关进牢房。”你关住的只是我的肉体。我必须死：因此我就非得怨恨地死去吗？……这些都是哲学应该预演的课程，应该每天都写下来，并且实践。
同样高尚但没有任何启发作用的感伤情怀还出现在二世纪的哲学家和国王马库斯·奥瑞琉斯著名的《冥想》中。
罗马人对心理学惟一真正的贡献是由一位希腊和埃及人做出的。
这位希腊人加伦（约130-201）是他那个时代最为有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他还是马库斯·奥瑞琉斯及其继承者的私人医生。加伦的手册之一的名称听起来很有希望——《心灵激情的诊断与治疗》——可是，其只包含了旧饭新炒的斯多葛和柏拉图有关通过理智来进行情绪控制的概念。可是，在别的地方，他在某些细节方面发展了柏拉图在中简要地提到过的情绪分类，也就是，情绪要么是“暴躁的”，与愤怒或挫折有关，或是“欲望的”来自满足各种快乐的欲望和肉体需要的满足。几乎所有对情绪进行过分类的现代心理学家都曾做过类似的区别。
加伦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如前所述，是他以希波克拉底四体液说为基础的性格理论。这是一种负面的贡献，因为在许多世纪的时间里，它误导了医生和其它人，以为它是性格模式和心理疾病的成因。可是，他的确承认并正确地描述了由情绪引起的一种生理症状。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女病人的脉搏在某人碰巧提到一位男舞蹈者的名字时加快了。加伦安排某人在她下次来这里时进入房间里来，并谈论另一位男舞者的表演，并在另外一天进行同样的实验，只是再换一位舞者的名字。在两种情况之下，这位女病人的脉搏都没有加快。第四天，某人又提到了第一位舞者的名字，而她的脉搏又加快了，加伦就很有信心地给她下了诊断，说她得了相思病，又说，一些医生好像没有认识到肉体的健康如何会受心灵磨难的影响。很不幸，他在这个思想上再也没有发展下去，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身心医学才有人再一次探讨这个问题。
埃及人普罗提诺（205-270）对心理学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贡献。到他那个时代，罗马文明已经没落、腐朽，并充满暴力。在那种环境下，许多有麻烦的人都被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所吸引，因为它把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与柏拉图的信仰当中神秘和世俗的部分，包括他自己最没有科学性和精神性的心理学在内结合了起来。
普罗提诺在亚历山大城学习了希腊哲学后，244 年来到罗马，在那里像基督圣徒一样生活。虽然他并不信基督教，可他对城里的奢华生活并不羡慕。他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囚所——他的传记作家和弟子波费里说，普罗提诺甚至为自己的灵魂竟有个肉体而羞愧——他并不关心自己的肉体，对衣着和卫生之类的事情毫不关心，吃最简单的食物，避开性活动，还拒绝坐下来让别人替他画像。他觉得，肉体是他最不重要的部分。尽管他有如此的苦行生活，可他仍然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演说家，罗马富人有很多人为各式各样的事情来找他拿主意。
他很尊敬柏拉图，提到他的时候光是简单地说“他”就完了。他跟柏拉图一样认为感觉的证据比推理的证据次一等。他相信，最高的智慧，通往真理的最后通道，会在灵魂处于恍惚状态中暂时脱开肉体，然后感知到世界彼岸时到来。他写道，他本人就曾有数次这样的经历。
它发生了许多次。从肉体之中升起来进入我本人；超然一切事物之外，自成一体；看到一种奇妙的美；然后，它比任何时候更确信地与最高秩序连通起来；获得与神性的统一，通过这个活动而居留在它（上帝或者善或者最高者）里面；在智力中一切事物之上平衡起来的，与最高者比较起来还是稍逊一筹：可是，接着从智力到推理的下降时刻就到来了，而且，在这次深入神性的居留之后我自问，我现在怎么搞的竞弄得下降了呢？灵魂是怎样进入我的肉体呢？灵魂还在肉体之内的时候就向我显示，它是最高的事物。
说得轻一些，这很难让人理解。普罗提诺在这里和别处所说的话意思是说，一个三重的现实世界存在于物质和生理的世界之上。它是由一（它）构成的；由精神或者智力或者思想构成，是一种回顾或者一的图象；而且是由可以向上仰观精神或者向下俯视自然和感官世界的灵魂构成。
这与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也太有关系。
没有关系，是因为普罗提诺对精神功能的研究没有兴趣，他没有就心理学说过什么话，而只是对德谟克利特和其它原子论者的心理学提出反对意见。
太有关系，是因为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关于肉体与灵魂，灵魂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会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而且会使心理学的探究定形并约束它，直到14个世纪以后科学的再生为止。
另外，普罗提诺获取灵魂概念、思维和它的方式，成了科学心理学出现以前任何对精神过程发生兴趣的人进行类似探索的模式。他有一部分是通过冥想来进行真理探索的。可是，由于这种经验是相对少有的——在波费里与他一起工作并观察他的6年当中，他只有过4次——他寻找理解灵魂、思维和它的方式主要是靠沉思冥想的推理。换句话说，他极尽心力想构想一个在他看来能够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关系的超自然的结构。当然，他没有检验自己的假设，测验属于物质世界，而不是精神世界。
公元1世纪和4世纪之间，罗马帝国到达了它的巅峰然后开始瓦解。基督教成了主导性的宗教。在接下来的西方文化的变形中，没有宗教信仰的哲学家被一个非常不同的种类逐渐恢复成了思想领袖，他们就是教父，或者教会之父。
这是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主教和其它一些著名的基督教教导者，在彼此间无穷尽和激烈的争辩中，他们寻找解决许多在新的信仰中有争议的问题。他们的名字对任何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的人都不陌生，其中有亚历山大城的克雷芒、德尔图良、奥利金、格列高利·陶马特古斯、阿诺比亚士、莱克坦修士、尼斯的格列高利，当然还有圣奥古斯丁。
尽管异教哲学已经衰退下去，它的心理学却在教父们的“护教学”，或者为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的一些布道和书面材料中，以选择和修改后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教父们都是些哲学神学家，其主要的兴趣尽管是有关基督是神还是人这类关系到信仰的中心问题，但他们必然也涉及到有关灵魂的本质，它与思维和肉体的关系以及思想概念的来源这类心理学问题的争辩。
基督教时代的早几个世纪的几乎所有的教父们都是中层或者上层社会的罗马公民，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城市里出生和长大，接受了他们那个等级中男人的典型教育。他们因此而熟悉异教哲学，在他们的护教学中，他们激烈地攻击那些与基督教教理不相容的一些哲学观点，可也接受和改造了那些支持基督教教理的东西。他们排斥和责难几乎所有在异教哲学中符合科学但又与基督教教理相冲突的东西，比如他们认为，上帝能够直接干预人类的生活，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以及圣迹有现实性等。一大批科学知识被遗忘了，而且，历史学家但尼尔·波斯丁说：“学术健忘症袭击了整个大陆，从公元300年到至少1300年。”
可是，心理学却没有完全被遗忘，教父们挑选并改造了其中的一些东西去支持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凡是属于自然主义观点的东西，如精神过程是由于原子在大脑或者心脏里面运动而引起的这个观点，他们都认为要么是不完全的，要么是异端邪说。任何支持基督教的灵魂崇高和超凡现实信仰的东西，如柏拉图的概念学说，他们都加以欢迎并改造它，使它适应基督教的教理。
困挠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心理学问题是，灵魂是不是上帝的一部分，是不是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在它来到肉体上的时候就天生带有知识。基督教教理却有另外的说法：每个灵魂在出生的时候都被重新创造过了，新生儿的思想因而就是空白的。许多教父们相应地攻击了天生思想的教条，不过他们接受了柏拉图学说的大部分思想。
另一个困难的问题是，灵魂如何与思维及肉体相结合，灵魂是否需要一个肉体来感知和接纳感觉，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可是，按照教义，犯罪的人或者不信仰的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在地狱遭火刑；除非它能在与感官脱离后还有感知力，否则它怎么能感受到痛苦呢？大部分教父说，自我，灵魂不需要感官来感知。
这些就是难题——还有许多类似的难题——教父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许多的精力，彼此攻讦，以便把心理学调整到新信仰中去。心理学就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下来。
尽管前尼契时代的教父们——在325 年尼契教会之前生活和写作的教父们——彼此观点冲突很大，可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德尔图良的作品却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说明异教心理学概念是怎样汇入教父们早期的作品中的。德尔图良（约160－220）是一位罗马百夫长的儿子，他在迦太基长大，在那里接受了一流的教育，然后他学习了法律，来到罗马，并在这里成了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三十多岁的时候，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皈依了基督教，抛弃了异教徒的享乐。他娶了同教的一位信徒，带着僧侣的指令（当时的僧侣不是独身的），然后回到迦太基，在那里度过了余生，源源不断地写出了大量激烈的护教作品和对罪恶的斥责。他是教父中最早用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写作的人，有人说，西方基督教文学是从成熟期的德尔图良开始发展的。
他一直都是个愤怒的人，一辈子对罗马异教徒们享乐的生活和他们对基督徒的残酷十分愤怒。正是他说出“殉教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名言的。他滋滋有味地安排好了异教徒们死后会遭受的痛苦：
最终审判日（将会到来，）到时所有这个旧的世界和它的几代人都会在一把火中消灭。那一天将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场景啊！我会怎样惊叹，大笑，欢呼和高兴啊！看见那些自以为会进入天堂的人在黑暗的深处痛苦地呻吟！还有那些迫害了基督的名字的法官们，他们在比针对基督徒而放的大火更为炽烈的火焰里熔化！——还有圣人和哲学家们，他们在自己浑身冒火时面对着自己的弟子们满面羞愧！
德尔图良尽管结过婚，可对于婚姻物质的一面却有如圣保罗一样很差的看法，而圣保罗竟是他的思想的来源。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给妻子写了一封关于婚姻和守寡的信——这封信的用意还有教导别的妇女的意思在里面——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对他自己和她的物质欲望的蔑视。这封信尽管不是一篇心理学文章，而它代表了许许多多教父作品中对性欲的态度，它对18世纪的信徒们对性欲和情感的认识产生了深重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本质和范围最终会在弗洛伊德开始心理分析研究的时候显露出来。
德尔图良在信中称他妻子为“我最好的、亲爱的、上帝共同的仆人，他要妻子在假如他先她而死之后不要再婚。他说，二婚等同于通奸。她应该把守寡看作上帝对禁止性生活的召唤，因为上帝认为只有在婚姻状态下才可以进行性生活。她也不应该对丈夫的死感到悲伤，因为它只是结束了他们被一种肮脏的习惯所奴役的状态，而这种习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他们在进入天堂之前必须放弃的。
对基督徒来说，在他们离开人世以后，在复活日到来时没有复婚的保证，他们将被转换进入一种天使般的状况和圣洁之中——到那一天，我们俩人之间因为奢华的生活而造成的耻辱将得不到恢复。这样的轻薄，这样的斑点，上帝是不会对其信徒作出任何保证的。
历史没有他妻子如何作答的记录。
对一些恶人进行这样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石的惩罚，在那个时候的心理学中随处可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保留了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他所采用的形式是攻击那些心理学学说，因为这些学说与他的宗教信仰相冲突。另外一种形式是改造那些给予他们以支持的东西。比如，在《创世纪》中，有关上帝创造亚当一节的叙述，就是让德尔图良排斥柏拉图说一个人的灵魂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理论的足够的理由：
当我们承认灵魂是从上帝的呼吸中诞生的时候，也可以认为我们把一种开端也归因于它。柏拉图不愿意把这个归因于它，他会使灵魂无法诞生，也无法创造。可是，我们却从它的确有个开端这个事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自然这个事实出发，教导人们说，它既有出生也有创造——这位哲学家的观点被预言的权威所推翻。
可是，尽管他相信灵魂在死后依然存在，可是，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反对这些哲学家们说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形体的，而且与肉体功能有某些同盟：
灵魂当然与肉体有一致之处，在它受到伤害时也一样感到痛苦。肉体还与灵魂一起受痛苦，并且在灵魂受到焦虑。压抑或者爱的时候与灵魂联结在一起，通过它自己面红耳赤来证明其羞耻和恐惧。因此，从这个相互的感受性方面来说，灵魂证明是有形体的。
跟希腊的一些哲学家一样，他把思维定义为灵魂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可是，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不同意德谟克利特的想法，即灵魂和思维是同一个东西：
思维，或者叫animus，即希腊人叫做nous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灵魂里面固有的某种功能或者作用，在这个地方，它会起作用，会询求知识，并且能够产生自发的动作……锻炼感官就是使其从属于情绪，因为从属就是去感觉。在同样的方式下，取得知识就是锻炼感官，而且体会情绪也就是锻炼感官；这一切都是一种状态的从属。可是，我们知道，除非思维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否则，灵魂就什么也体会不到……可是，德谟克利特消弥了灵魂和思维之间所有的区别，然而，这两个东西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东西呢？除非我们把两者混为一团，或者消灭掉其中一个。可是，我们强调，思维与灵魂结合起来，不是说它在物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只是其自然的功能和作用。
而在教理立场上，他改造了柏拉图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观点，因为他不能够把后者看作上帝的手工：
柏拉图把灵魂分成两部分——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持异议，可是，我们不能够把这种两重的区别归因于灵魂的本质……（因为）如果我们把非理性的因素归因于我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灵魂的本质，那么，非理性的因素将会是从上帝那里得来……（可是）追求罪恶的动机是从恶魔处得来的。然而，所有的罪恶都是非理性的：因此，非理性是从恶魔得来的，与上帝无关，对于上帝来说，非理性是一个外来的原则。
尼契教会之后，基督教教理越来越标准化，基督教本身也成了帝国的正教。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心理学被缩减到正教能够接受的程度。前尼契时代的教父们在许多心理学问题上的观点也变成了异端邪说。（奥利金去逝后，他因为多种异端邪说而遭惩罚，其中就是柏拉图教导他的灵魂预先存在的信仰。）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4世纪以衰减的形式保存到12世纪，是得益于圣奥古斯丁这位“基督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之前教会的主要权威。
圣奥古斯丁（354-430）出生在罗马努米底亚省（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城，他的母亲圣莫妮卡（后来被封为圣者）是位基督徒，他的法官父亲帕特里西亚是位异教徒。奥古斯丁周围的世界仍然属于罗马式的奢华生活，可它正在迅速的没落之中。在他的青年时代，野蛮人正在进攻帝国的边陲，到他中年的时候，罗马本身已落入哥特人之手，在他的老年，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作为迦太基城一名16 岁的少年学生，圣奥古斯丁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罗马酒色之徒。“我全身心投入通奸活动中，”他后来在著名的中说到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头里，他因为母亲灌输给他的负疚感而放弃了乱交，娶了一个小妾，并与她厮守了15年多的时间，对她很忠心。
他是位敏捷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极为敬仰，称他为“半神半人”，后来还把很多柏拉图思想溶入了基督教教义。完成学业后，他成为迦太基城的修辞学教授，后来还去了罗马和米兰。他广泛阅读了异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基督教圣经作品，并成了基督教东部异端分枝的摩尼教教徒。可是，他越来越受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影响，他的苦行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更深的负疚感，也因为他那个世界的颓废而难过：匈奴人在践踏巴尔干半岛，哥特人把思雷斯国踏为平地，日尔曼人冲过了莱茵河，而在意大利，腐败正日益肆虐，苛税如猛虎，人们更沉迷于斗剑术和马戏。
32 岁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屈服于他母亲的乞求而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小妾送走，等着他的情人长大成人。有一天，他感到“灵魂难受，倍受煎熬”（他在中说）。他正在米兰的花园里与朋友一起坐着，突然被一阵想大哭一场的冲动笼罩住了，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了一阵孩子般的声音在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著作，随便翻开了一页，就看到了下面的话：“不是在放纵和醉酒中，不是在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中，不是在争斗和嫉妒中：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上，不得为一己的肉欲和色心装备齐当。”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了，他感到欣慰不已，心中一片宁静。他放弃了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387年复活节，他母亲骄傲地站在他身边，由安布洛兹主教（后来亦是圣徒）替他施了洗。
他回到了非洲，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了穷人，并在塔加斯特成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他响应附近的希波小镇的主教华勒里安的邀请，去帮他做教区的工作。圣奥古斯丁进入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年迈的华勒里安主教退休了，他勉强接替了希波主教的工作。他一直呆在这里，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那时候，罗马已经被哥特人所劫掠，汪达尔人也到了希波的门前，离整个帝国西部的完全沦陷已不过50年之遥了。
作为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仍然过着僧侣的生活。尽管个子很小，身体脆弱，而且长期受慢性肺病的困扰，可是，他仍然积极参与宗教议论和辩驳，以及与异端的斗争，而且还想办法写作了卷帙浩繁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的著作，包括他著名的《忏悔剥》，甚至花费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上帝之城》。他在这些著作中的主要目的，是想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合起来，可是，每当它们产生冲突的时候，他都由自己的感觉来决定，“不是为了相信而理解，而是为了理解而相信。”
圣奥古斯丁成了天主教有关教理事务方面最有权威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他的裁判权延伸至他所说的有关心理学的任何话，尽管他本人从没有系统地处理过这个问题。他对心理学的观点，如同对所有科学的观点一样，都混合着真知灼见和模糊不清之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跟其它任何科学一样，在它们为宗教目的服务时都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除了《圣经》里面的话以外，所有的知识要么就是邪恶的，要么就是冗余的：“不管人从其它来源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有害的，它就在那里受到诅咒（即在《圣经》里），如果它是有用的，一定早就已经在里面了。”可是，在他的著作里，有一大批心理学材料被保存下来，因而也就为学者和黑暗时代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医生”们所了解。
比如，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加伦就是其中一个，他重复过圣奥古斯丁的话，认为，灵魂或者意识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反过来，灵魂或者意识也可以影响身体状况。圣奥古斯丁举例说，太多的胆汗，会使一个人很容易动肝火，可是，一个容易因为外界的事件动肝火的人也会引起他的身体产生过多的胆汁。
圣奥古斯丁利用早期的教父们引用过的异教哲学家们来解释意识的结构，即记忆、理智和意愿这三重功能。可是，有时候，他所说的有关这三重功能的话会变得非常神秘，比如，他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个三重体怎样也可以变成一体：
由于这三重的记忆、理智和意志并非三条生命而是一条，亦不是三种意识而只是一种，因此，它们不是三种物质而是一种物质……这三种东西之所以是一种，其原因是它们是一个生命体，一种意识，一种存在。可是，它们之所以是三种，是因为我记得我有记忆和理解力以及意志。我知道我理解，我有意志，我会记忆，而且我希望我有意愿，有记忆，有理解力……因此，虽然每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一个整体的人相等，每个作为整体的人与所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是一样的，这三种东西也就是一种，一种生命，一种意识，一种存在。
圣奥古斯丁认为在活体的人中，意识与灵魂是等同的，可是，他说，灵魂是非物质的，不可摧毁的，而且，人死后它会离开身体而变得永生不死。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灵魂，或者意识，可以设想永恒，这个概念是它不可能从感官得到的。正如思想即存在一样，设想更高层次的存在亦是存在的一部分。
可是，他也经常以更为自然主义的术语来描述精神生活。他以自己特有的尊贵口吻，重述了早期对感官和记忆的机制非常有兴趣的异教哲学家们的一些观点：“我进入了记忆的旷野和小房间，这里有无数从感官得来的各种事物的图像之宝。”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感到万分惊叹，图像怎么会通过感官沉淀在记忆里，记忆为什么不仅仅容纳了图像，而且还有概念，发生在意识里面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是一些自然感觉到的记忆的系列，为什么有时候又是有意寻找的结果。
然而，跟很多的异教哲学家们一样，圣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肯定我们的感官是不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确定的东西，超越了任何疑惑的东西，是自我意识的原初体验，因为产生疑问即是思想，思想即是存在；疑惑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即可以确定，我们都是活着的，我们都能思想。他就以这样的办法辩驳了怀疑论者，并确立了柏拉图的知识学说，他比柏拉图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知识和真理通道的内省。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 塞内斯尼克两位博士在《精神病学史》一书中说：“圣奥古斯丁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锋和存在主义的最早开拓者，而且也是心理分析学的远祖。”
的确，这种内省法的使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的方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圣奥古斯丁这里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系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这是从内省导向自觉，而圣奥古斯丁的目标远非仅止于此。在《上帝之城》和其它的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可以显示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理智，我们可以上升到比感官局限更高的地方来获取类似“数”和“智慧”等的概念，可是，我们获取最高理解力的层次却只能通过内省性的、对上帝的注视才能达到。跟柏拉图一样，圣奥古斯丁用一阵狂文书写自己感到的彻悟，通过这些沉思，他感到自己“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了我的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可以找到的最高的真理。
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的意识功能是意志，因为它提供了如何解决邪恶存在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睿智无比和善的，他就不会创造邪恶，也不会不知道它将会存在，也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与这位创造了邪恶的神同样威力巨大的邪恶存在。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圣奥古斯丁推理说，因为人类是善的，他们就应该有能力来选择善的，而不是恶的（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给了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会失去行善的意愿，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圣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意愿曾不想选择善的，他曾与小妾沉溺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它给了色欲以很大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情愿去作恶而非行善。一个人有时候不愿意看到自己玉树临风，可当他自己已为肉欲所征服时，他也无法仅凭意愿使自己玉柱倾倒，形颏自消。性快乐实际上会使镇定自若的思想瘫痪掉，而肉体也会统治人，在他藐视上帝的意愿时也会否决他的意愿。
可是，圣奥古斯丁说：“真正的善人，如果可能的话，是希望不需要经历此等情事而生养后代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嗣——可能在没有快感的情况繁殖子孙而不犯罪。为什么呢？这就很难想象了，他自己也承认，可是，他并没有在这个难题面前退缩，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是一些超级混合物，既有深刻的心理学观察，亦有苦行僧的狂想：
在天堂里，生殖的种子会由大夫来播撒，而妻子将会去孕育它……是有意的选择，而非出自不可控制的色欲。毕竟，我们凭意志来移动的，不仅仅是一些由关节和骨头组成的手和手指，脚和脚趾，我们还可以控制肌肉及神经的放松和张紧……（有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耳朵移动，一次一只，或者两只同时动……（另一些人）可以从身体的后面弄出一些音乐曲调来，你还以为他们是在唱孔……人体器官，在没有肉欲的激发时，可以为了为人之父的目的而尊从人的意愿……当没有无法控制的色欲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是由有意的选择来进行时，精液的流动可以尽量少地刺破处女膜而进入子宫，而且就像时下的情况一样可经由同一个阴户管道进入；反过来，则会在行经时进行。
人类在心理学的头8个世纪里学到的有关人类意识的知识，圣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的；这也就是得到了他的权威的准许印行令的一些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它们成为惟一可接受的心理学。
圣奥古斯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再发过任何议论。势力强大的罗马遭到了反复的劫掠和扫荡；它的人民潜移至乡村小镇和有城堡的村庄，直到6 世纪，只有5万人生活在曾经辉煌一世但现在已是烧毁殆尽的废墟上。它和其它城市的图书馆散布各处而且大半焚毁；过去的科学知识以及其卫生习惯、风度和艺术都不见了。西欧社会的大部分都慢慢变成了原始的村庄、简陋的采邑和小王国，其好战的首领们不是经常彼此袭击和围攻，就是组成联军对抗入侵的诺曼人、诺斯人、马札儿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和摩尔人。
最后，战乱让位于封建制度稳定下来的秩序，可是，封建地主们对于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沉醉于侠义的马上枪术比赛、战争、东征、阴谋诡计、魔法和谦恭的求爱仪式。在一个其生活龌龊不堪、残酷而且短暂地世界里，心理学作为一种人造文化物品跟欧几里得的几何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一样被人遗忘而且与生活毫不相干。
从6 世纪到8世纪，西欧惟一有一些机会去学习心理学知识的人就只有牧师了，他们在少数一些修道院里得以读到有限的一些教父们的著作。可是，这些论题很少引起大部分牧师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早就因为信仰问题和僵硬的封建生活而消耗一空了。只有少数几位其名字不为我们今天的人所知的人慢慢熟悉了已经写下的一切，而且他们自己也写了一些论灵魂和意识的书。这些作品没有哪一部不是一些布道材料，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的重编和反复。
可是，变革还是缓缓地超过了封建秩序。十字军东征使成群结队的半原始西欧人与穆斯林商业与工业接触；贸易一直进发到十字军所到之处；意大利商船和商业舰队从北欧的海湾驶出，开始把东方的香料、丝绸、食物和挂毯运到欧洲港口，随之还带来了书籍和思想。随着海上运输商业开始复苏，内陆运输也繁荣起来。粗俗的乡镇变成了城市，有些城市，最早是波罗拿和巴黎，还建起了大学，哲学又以经院哲学的形式出现了，它主要是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解决有关信仰的一些大问题的逻辑论证工作。首先，经院哲学家们（或者叫烦琐哲学家）都因为《圣经》的权威和纲领中载明的教理，以及圣奥古斯丁及其他教父们的著作无可置疑的敬畏而大受局限。这些烦锁派的哲学家们检验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方法是，先提出一个命题，再取一个负面的立场，引用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后用确定的命题来辩驳它，再用《圣经》中其它的引语和教父们的语录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意识到还有其它一些更为刺激的知识来源。有一部分是从中东的作品中得知的，因为那里的求知活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更大一部分是从西班牙和康斯坦丁那布尔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尤其是阿维塞纳、阿佛尔罗和莫西 ·梅蒙里兹，他们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和心理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
对许多的烦琐哲学家来说，他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和相对现实的世界观是从教父们枯燥无聊和来世的空想中的解放。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或者圣奥古斯丁成了他们心目中最高的权威。可是，在许多年里，烦琐哲学家们分成了两大阵营：神秘柏拉图派（大部分是圣芳济会的修道士）和知识型亚里士多德派（大部分是多明我派）。神秘柏拉图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和逻辑是对信仰的威胁；而亚里士多德派，其中有阿伯拉尔、彼德·隆巴尔德、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和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教义真理的支持和证实这道真理的途径。激烈争执几十年后，亚里士多德派争赢了：阿奎那的哲学和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并利用理智来证明了教义的真理，并从此至今成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
阿奎那的崇拜者称他为天使博士，可他是何等样一个人呢？算不得一个引人注目的人：默不出声、圆鼓隆冬的一大堆裹在僧人的黑袍里，通常迷恋于自己的思想中，其虔诚和勤奋的一生几乎没有任何戏剧可言，一介书生而已。
阿奎那的父亲阿奎诺伯爵的城堡在罗马和那布里斯的中间，他是日尔曼的贵族，其母亲是西西里的诺尔曼王子的后裔。托马斯出生于1225年，长大成人后一脸条顿人的相貌：身材高大、厚重，面容方阔，一头漂亮头发——也像条顿人一样很迟钝。有人说，他一生只生了两次气，他在同学中的浑名是“西西里的大木牛”。
他5 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入几英里外蒙特卡罗的本尼迪克丁修道院住读。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很难说是欢乐和无拘无束的，等他14岁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位禁锢的学者和苦行僧。在那布里斯大学又学习5年之后，他做了多明我僧人，令他的家人大为失望，因为他们曾希望他最终成为声望甚高的蒙特卡罗修道院的院长，而不是一名生活在贫穷之中的托钵僧。在他母亲的唆使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阿奎那的兄弟们绑架了他，并在自家城堡里关押了他一年，希望他会改变主意。他没有，反而用圣者的平静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在囚室里继续自己的研习活动。
然而，他的确发过脾气，因为他的兄弟为了引诱他脱离苦行生活，曾把一名妖艳的美妇悄悄塞入囚室。阿奎那一看到她就惊慌失措地捡起一根燃烧的火根满屋追着她打，并把房门上的十字架都烧着了。他的兄弟们再也不给他送美妇来了。最终，阿奎那的虔诚感动了他的母亲，她帮他逃脱出去。1245年，他作为巴黎的一位多明我会神甫恢复了生活，并师从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学习神学。
他是位了不起的学生，31 岁的时候，经教皇特准被授予神学博士头衔，比允许授予该学位的规定提早了3年。他有非凡的集中思想的能力，能够在极为烦扰的情况下追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一次，在国王路易九世的宫庭宴会上，阿奎那在深思如何辩驳摩尼教邪说的办法，对周围的盛况、珠宝、大人物和机巧的谈话全然不知。突然间，他拍案而起，一声猛喝，吓得周遭一圈人大惊失色：“这下可就搞定摩尼人了！”
这可并不是说他就是个难以亲近的人，他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谈锋甚健，而且乐观达人，可是，他的头脑里面总想着高深的思想，也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从醒来到睡觉，他的每一天都填塞着研究、写作、教学和礼拜。他参加所有时间的祈祷，每天要么望一次弥撒，或者听两次弥撒，讲课或者坐下写作前都要做祈祷。
他有这么多的祈祷活动要做，可奇怪的是，1274年他在49岁去世前竟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在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一些大学里讲课，一边还写作了为数众多的布道辞、宗教小册子、赞歌和祈祷辞，还有对早期哲学家著作的大量冗长的评论以及卷秩浩繁的劝教著作。
这些作品旨在劝说不信教的哲学家们，因为他们的理性论阻挡了他们的信仰。阿奎那想办法用完全不同于圣奥古斯丁狂热的神秘主义的途径来引导他们走入信仰：他给他们提供了旨在全凭理智来引导信仰的严密的逻辑哲学辩论。他在一份小册子中对一群反对者写道：“请注意，我们会纠正（你们的）错误。它不以信仰的公文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哲学家们自己的推理和声明上的。”
还有专门对神学学生的说教，详细解释并为整个天主教教义进行了辩护。共有38 份讲述不同主题的专题论文，包括纯粹哲学、伦理学、法律和心理学。其中一本书里包括了解情况631个“问题”或者主题，约代表对这些问题的一万多种反对意见或者答复。阿奎那利用辩证法通过一步一步的推理检查每一个问题。结果是，这比逻辑教科书热闹不到那里去，但作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它是无与伦比的。
也许是操劳过度的原因，1273 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在望弥撒的时候突然有了奇怪的感受，从那以后，他无法再写作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他说。“我已经感到，我一生写下的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现在，我等待着自己生命的终结。”3个月后，他去世了，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封为圣徒。
阿奎那的神学和纯粹哲学在这里与我们关系不太大，只是，他使心理学与神学和纯粹哲学合谐相处了。他主要是在《人类论》、《人类行为论》和《习性论》这三篇专题论文中做到这一点的。他在这三篇文章里展开的东西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他不是一位探索者，而只是基督教教理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调和人。他的心理学大部分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不过却埋伏在阿奎那自己艰涩深奥的术语里），还零星地夹杂着加伦、圣奥古斯丁和少数其他人的思想。他把很多明显和实在的东西、一些在早期的教父作品里丢失了的东西恢复进了心理学。可是，他把这门科学冻结在其古典的思辨和诡论中，并把基督教信仰中一些关键要素输入其中，比如肉体与灵魂或者意识的二元论，这使心理学蒙上了阴影，直到今天才云开雾散。
在他论及心理学的作品中，尽管有许多托马斯式的措辞，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话题。
在论及感觉时，阿奎那讨论了早期作者们熟悉的五种外部感官，再加上“常识”感觉——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通过这五种感官，我们知道，通过不同的感官同时感觉到的一些材料是从同一个物体上得来的。
他以多少带有亚里士多德风格的方式细分了心灵的各种功能，把它们分为“生长性的”（其自行调节的身体功能），“有感知力的”（感觉、胃口、运动）和“理性的”（记忆、想象和理智或者智力）。可是，他极度地夸大了“哲学家”（他经常这样称呼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草率建议，说有两种智力。第一种智力的功能，或者“可能智力”，是理解、判断和就我们的感觉进行推理，第二种智力的功能，或者“代行智力”，是要从我们的感觉中抽取思想或者概念”，并通过信仰来了解其它的一些真理，比如不能通过推理得知的三位一体的神秘性。
阿奎那没有提供经验证据来证明两种不同的智力的存在，他的结论是以逻辑和教理合并而成。因为，不管灵魂里面是什么东西，它都会关系到身体的感觉、感知和情绪——不管是什么，只要它是灵魂－肉体在有生命的期间的一部分——它就不能够在死后仍然存在。可灵魂却会存在下去，因为教理是这么说的。它一定就是灵魂－肉体这个单元传递更高和永恒知识的那一部分，因此也是永生的，这就是代行智力。
阿奎那因此就调和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和基督教教理，因为亚里士多德心理学不允许个人死后还有生命存在的说法，而基督教教理却坚持认为这是铁定的事情。然而，为了让容易消逝的“可能智力”成为一种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创造思想的机制，他从自己的心理学中排斥走了神秘柏拉图主义关于天生思想的说教。他跟亚里士多德站在一起，认为婴儿的意识就是白板一张，它具有从经验中抽取思想的能力。天生思想的教条会在以后的一些世纪里毒害心理学，可是，它并非阿奎那所为。
可是，他的确区分了从肉欲中产生的欲望和从性情暴躁中产生的欲望，这对概念他是从加伦处学来的，而加伦又是从柏拉图那里得来的。阿奎那比先辈更细致地发展了它，通过定义、演绎和常识来组织材料。其概要如下：当肉欲是因一件好事而起时，我们会感到像爱、欲望和欢乐这样一些情绪；当它是因为一件邪恶的事情而起时，则我们会感到仇恨、厌恶和悲伤。当性情上的欲望被很难得到的好的事情唤起时，我们会感到希望或者绝望；当被一件邪恶的事情唤起时，则会有勇气、恐惧或者愤怒。
对情绪的这种分类，尽管它好像是人为的，而且在今天听起来也有点假道学的味道，可是，它确是较为系统一些，也比以前任何一位哲学家的观点要透彻一些。更为重要的是，阿奎那以近乎现代的程度强调快乐和痛苦是情绪的基本构成材料，为此，他应该得到荣誉。
在就意志这个话题的讨论中，阿奎那按照教理的要求强调说，意志的自由确存在。可是，他说这话的前提是从亚里士多德心理学得到的。首先，他就理智的本质比意志“更为神圣和崇高”这个论断进行了深奥难懂的形而上的推理。而后，他更为直露一些地说，理智决定什么是善的，而意志却寻找满足对此物体的欲望。我们禁不住奢求欲望所需的物体，我们在决意为这些欲求做什么的时候也是自由的，可是，意志从属于智力，它会决定什么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去避开。（如果我们决意去做邪恶的事情，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有一种情况下，意志是比理智更好的一位裁判：
如果所欲求的目标比灵魂崇高一些，其本质是在里面由理智来理解的，则意志比理智崇高……爱上帝要比仅仅知道上帝好得多；反过来说，只理解有形的物体要比爱有形的东西好得多……通过爱，我们紧靠着以卓越的形式升起在灵魂之上的上帝，在这个情况下，意志比理智崇高。
这又一次证明了阿奎那在信仰和理智之间的调和。他的目标是要利用自然的理智来证明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可是，如三位一体、化身、最后审判以及上帝的本质等的神秘性却不能通过感官或者理智的证据来演绎，而只有通过信仰来认知。因此，他就确立了一个二重的认识论：我们通过经验和理智认知一些事物，而其它的事物却只有通过启示来做到。这种自然主义心理学与基督教迷信思想的混合物会对后世的许多信仰者带来安慰，却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阻碍。
因此，阿奎那对心理学的影响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在他把感觉和理智描述成我们籍以获取知识的途径时，他也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心理学有一天会获得一种实验的、科学的世界观。
可是，在他把更高级的智力作用描述成永生不死的东西，以及坚持说某些知识只能通过信仰来获取时，他就使超自然主义对心理学的控制延长了更多的时间。他的权威如此牢不可撼，至少是在天主教徒中，由20世纪——有一本甚至晚至1945年——的天主教徒所写的两本心理学史都说，阿奎那之后的心理学走入了迷途。
阿奎那于1724 年去世之后的好几个世纪中，心理学又一次陷入停滞状态。这位圣人和哲学家合并起来的权威使其石化了，而少数一些写过心理学方面的著作的牧师又几乎没有新的东西说出来。时代对知识探索也不尽适宜。14世纪的百年战争和黑死病及其它流行病使社会秩序陷入大混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受到激励，竟然要去以科学和哲学的态度来探索人类的心灵。就连受过教育的那些人也在绝望中转入了占星术、迷信和魔鬼信仰的研究中。一些在稍好些的时间里有可能会写出更多有关古典著作和教父哲学的评论的牧师们，他们反过来研究并写作有关女巫的行为和方法，审判官可以用来证明被告与魔鬼结伴，为虎作伥。
恶鬼或者群魔在里面出现的错觉和幻觉被广泛信以为真，精神病行为被解释成通过梦对病人的附体或者恶魔本人上了身。天使或者圣母玛丽亚或者耶稣的声音、光辉、影子通常都被认为是实际的降临或者通话。对意识和情绪的理解，至少在欧洲又回到了它几千年以前的模样。
然而，到15 世纪末，一些社会变化带来了一些条件，它们将促进心理学自希腊时代以来最大的一些进步。火药引入欧洲以后，城墙和个人用的盔甲顿成废物，从而也使封建制度过时了。随着文艺复兴的黎明到来，不是僧侣，因而也不受正统说教限制的学者人数也增多了。约1450年左右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们可能在教会控制的大学之外进行研究。重新发现往日的知识开始把人们的意识从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16 世纪到17世纪之间，好几个领域里的科学家第一次取得了在一千多年时间里真正重大的一些进步。维萨里纠正了加伦的一些解剖学错误；哥白尼证明了太阳系的日心说；伽利略发现月球上有山，银河系是由各个单独的恒星组成的；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阿格里科拉对矿物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帕雷对外科学，墨卡托对制图学，泰科和开普勒对天文学和哥伦布及麦哲伦对地理学都作出了贡献。对心理学的兴趣也复活了，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得出任何进步。在16世纪，有好几百本著作问世，可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就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斯、加伦和其他一些人的心理学著作的一般性评论，或者把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就自由意志和灵魂本质所说的一些话重新炒过。一些思想家，其中有马基雅弗利、帕拉切尔苏斯和梅兰希顿等，在他们的著作中进行了这种或那种精明的心理学观察，可是，没有哪位以任何系统的方法推动过这门科学。
可是，在我们跳入现代心理学的黎明前，有三位作者却是值得顺带着提一下的。
其中之一是不知名的一位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作家，名叫马鲁利奇，他好像是第一位在一份时间约为1520年的、不甚清楚的手稿中，使用了psyc， de ione（《心理学：论人的改善》）。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这个词慢慢成了这门科学确定的用语。
第三位作者是朱安·刘易斯·比韦斯，这是16 世纪的一位犹太裔西班牙天主教哲学家。他给英国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当家庭教师，尔后因为反对亨利与阿拉贡的卡萨琳离婚而在监狱里蹲了一些时间，之后就潜心写作了。他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冗长的、名叫《De Anima et vita》的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和圣奥古斯丁思想的概述，可是，它因为一件事情而值得一提：比韦斯编辑了比他的前辈们长得多的一个单子，里面有图像和思想可以通过意识的联想来联系的许多方法，他还是17世纪联想学派的先锋，假使不是最早产生此想法的人的话。20世纪的一位联想学者甚至带着一种理论家的夸张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可是，现代心理学与任何有生命的动物不一样，它有许多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