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也把“镇静、遇事沉着”跟应付考试、讲演、政治生涯都统统联系起来。在他们眼中，培养“一点”（集中、专注）对做任何事都有着无可非议的好处。
很多种文明都有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的训练技巧和目标显然具有完全独特的特征。日本的修养术很多来自印度瑜伽派，这更令人感到饶有兴味。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
注、驾驭五官的技巧体现出了与印度修行方式的亲缘关系。日本同样重视“虚灵”（心中不想）、“体静”（身体不动），会千万遍反复诵念同一句话，或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象征，甚至采用印度的术语。但除了这些表面的共同点之外，日本版的修养术跟印度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日本虽然作为佛教大国，轮回和涅槃的思想却从没成为日本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有少数僧侣接受这种教义，但从没影响过民间思想和习俗。在日本，没有把鸟兽虫鱼看成是人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仪和庆生也没有受到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槃也不是，僧侣们对此进行了加工使其消失了。有学问的僧侣们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槃，即在此时此地，松树和野鸟中都能“见涅槃”。日本人对关于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谈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认为，不管什么人，即使是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坛上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这样的用语在佛教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对普通的死者都能使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就可以理解，这样的民族当然不会去追求“涅槃”那种艰难目标。既然一个人怎么都能成佛，也就不必再终生苦苦追寻这种可以轻易到手的目标。
同样，日本也没有肉体和精神不相容的教义。瑜伽修行是消除寄生于肉体之中的欲望的方法。日本人没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人情”（烦恼）并非恶魔，感官享受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惟一条件是感官享乐必须为人生重大义务作出牺牲。这一信条在日本人对待瑜伽修行的方法上，从逻辑扩展到极端：不仅排除一切自虐性苦行，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甚至不是禁欲主义教派。他们的“悟者”过着隐遁生活，虽然称为“隐士”，却通常仍和妻子安逸舒适地生活在风光秀丽的地方。娶妻生子和超凡入圣之间完全没有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即净土真言宗）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不轻易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顿“悟”入圣是因为自我冥想修行和生活质朴，并不在于非得要破衣敝服，弃绝声色娱乐。日本的圣者整天吟诗品茗，赏花弄月。如今的禅宗甚至告诫其信徒，要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他们把瑜伽修行方法理解为“自我修养以求完善自身”的方法，理解为“使人和其行为毫无间隔”，达到“圆熟”境界的方法。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眼前，它使人们能够有效应付任何局面，用力适中，恰如其分。它使人能够控制姿意妄为的自我，镇定自若，无论遇到外来的人身危险还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激荡，都不会失去镇静。
当然，这种训练不仅对僧侣有益处，对武士也有益。事实上，正是武士把禅宗奉为自己的信仰。日本用神秘主义修行来训练武士单独作战，从禅宗刚开始影响之时起就一直如此。12世纪，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巨著就取名为《兴禅护国论》。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没人能从中国禅宗史上看出任何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手段的迹象。“禅宗和茶道、音乐一样，彻底变成了日式文化。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主张不从经验中寻求而是从内心直接体验真理的冥想的神秘主义教条，会在12、13世纪的动乱年代中那些逃避世俗灾难的寺院中流行。但我们却想像不到，日本武士阶级竟然会把它作为喜爱的生活准则。”
日本的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上帝的恩宠，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力”上，指靠他人的帮助，即仁慈的上帝的帮助。而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主张依靠“自力”，靠自己帮助自己。他们教导说，潜力只存在于自己内部，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无论作为一个僧侣还是一个政治家、教育家———他们都从事类似的工作———都以禅宗修行方式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非常明确：“禅所求者，惟在己身可发现的光明，不容许任何阻碍。除去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惟此一途，可以得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接受任何二手货。不管是佛陀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三乘十二因缘教都是一堆废纸”。研究这些虽然并非毫无益处，但这不能让其心中灵光一闪，只有这灵光一闪才能使人顿悟。有一本禅语对答的书中记载道，弟子求禅僧讲《法华经》。禅僧讲得很不错，弟子却感到失望：“怎么，我还以为禅僧蔑视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哩！”禅僧回答说：“禅并非一无所知，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文献之外。汝非来求知，仅来问经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