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师们所授的传统训练，是要教弟子怎样去求“真知”以达顿悟。既有肉体的训练，也有精神的训练，不论哪种，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确立效果。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好例子。他自然得经常练习基本刺、击的技巧，但这只属于“能力”范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开始他会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持身体的几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地板会逐渐增高，天长日久，剑术家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时跟置身于平坦的庭院中一样舒服。当他能够坦然站立在那根柱子上的时候，他就得到“真知”而“顿悟”了。他的“心”
已经顺从己意，不会眩晕，不会担心摔跌下去。
日本这种立柱术是把我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派立柱苦行术做了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训练，它不再是苦行了。无论修禅还是许多农村中的习俗，各类肉体训练都经过了这种改造。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潜入冰水或站在瀑布下之类的苦行修炼。这些或者是为了锻炼肉体，或者是为了祈求上帝的怜悯，或者是为了进入恍惚状态。而日本人所喜好的在天明前站、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中，或在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等耐寒苦行，其目的是“锻炼意识自我”，训练自己不觉痛苦、不受干扰地继续冥想。当他在寒夜凌晨中意识不到水的冰冷，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熟”了。除此之外，不求任何补益。
精神训练也同样讲究自适自得。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不会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教导”，因为弟子不会从自身外学到有意义的东西。老师会跟弟子讨论，但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到达新的智慧境界。越粗暴的老师，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如果老师突然敲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使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弟子就会在这种冲击中通了电一样顿悟，因为这破掉了他的自我满足。僧侣言行录中充满着这类故事。
最常用的一种让弟子拼命努力开悟的方法是“公案”，字面意思是“问题”，据说有1700个。禅僧逸话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而费时七年并不罕见。“公案”的目的并非要求得到合理的答案。比如：“设想孤掌独鸣”，或“缅思未生儿时母”；以及“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万法（万物）归一，一又何归？”等等。此类禅问在12、13世纪以前的中国曾使用过。日本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方法。但在中国“公案”已经绝迹，日本却成了达到 “圆熟”的重要训练手段。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想吞热铁球”的人，“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忘我努力，终于横在他心灵和公案间的“观我”屏障被除去，犹如一道闪电，心和公案合而为一，他就顿“悟”了。
看过了这些对高度紧张的精神努力的描述，再去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获得的伟大真理时，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花了八年时间思索“朝我而来者何人？”最后，他明白了，结论是：“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从下面的问答中窥知：
僧问：“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即：谁把你绑在了轮回之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成语，就是“骑驴找马”。他们要学的“不是网罟，而是那些工具捕捉鱼兽”。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心灵，现存手段即可达到目标。一切都是可能的，无需借助外力，只需要反求自己。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探索者所发现的真理（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而在于日本人是如何探索真理的。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人性周围的墙壁上，这种人性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总是有很多人在盯着自己并准备褒贬自己的幻觉。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深有感切的“耻感”。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进入了自由天地，砖也就无用了，也就用不着再解答公案了。功课修完，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跟着解脱。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修行”变成“叮铁块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根本没有死角。“义务”与“情义”之间，“情义”与“人情”之间，“正义”与“情义” 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出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修养”业已“圆熟”。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自身”，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铃木说：“意识一旦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必然会冲突。行为的我要求摆脱旁观的我的束缚。”当“悟”之时，既无“观我者”，也无“无知或不可知灵体”，只剩下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改变一下描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个人，就像一个小孩，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根据别人的评论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到伤害，一旦进入到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认为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可以跟剑术师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却毫无所惧一样。